重点学校的教育公平问题调查

本文采用自制的有关中小学教育公平问题的问卷,对来自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海南、贵州、内蒙、河南、河北、江西、西藏、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山西、四川、安徽、陕西、黑龙江等地441所城镇与农村中小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生对所在学校教学质量、基础设施以及升学率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区分带来了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     

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环境研讨会综述

2004年1月8日至9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环境研讨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局、研究室、新闻局、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宣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办公室、国家禁毒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广电总局、全国妇联、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协、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以及北京、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自治区人大等41个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119人参加了会议,其中部级领导干部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31人。本次会议是由全国人大号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有关艾滋病法制建设的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和健康报等新闻媒体对研讨会进行了报道。会议的举办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浅谈日本情报公开性的体现和保留——《日本情报公开法》的研读

本文以日本情报公开法中,情报的公开与保留为切入点,对日本情报公开法的相关法条进行摘录与解读。其中本文将立法目的的明确、赋予请求权、程序的明确、行政机关通知义务、案件移送的规范、期限的限制、手续费的减免等七项概括为保障情报公开的因素;而关于个人、法人、团体的情报以及影响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公正、监察、检察、取缔、考试、契约、谈判、诉讼、调研、人事、国企效益等情报的拒绝公开则为限制因素。     

怎样深化“检务公开”

第一,定期召开职能部门联席会。邀请地方党委、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监察局、信访办、律师事务所、宣传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定期召开联席会。一是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性质、管辖范围、办案程序、反贪、法纪、民行、立案监督、控告申诉所办理的各类案件及罪名、立案标准,以及公、检、法三家的职责分工和办案程序;二是把他们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招聘启事

正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8年,2002年改制为合伙制大型综合性事务所。过去数年间,惠诚律师在知识产权、招投标、金融证券、房地产、国际贸易、法律顾问等业务领域均取得了优秀的业绩。目前在上海、天津、南京、沈阳、西安、郑州、南通、昆山、常州、济南、东莞、宜宾、成都、武汉、深圳、苏州设有16家分所。优惠的分配比例,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高标准的内部管理,不断开拓的业务领域,期待您及您的团队加盟。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设立启事

2010年重点拟在长沙、杭州、昆明、海口、广州、重庆开拓分支机构。目前已在上海、沈阳、南京、西安、郑州、南通、昆山、常州、济南、东莞、宜宾、成都、天津、武汉等地设有14家惠诚分所，各分支机构之间不止是简单的名字相连，而是管理、理念、价值取向、业务和友谊的联合。我们将提供品牌、管理、业务、地域和整体资源等全方位的支持，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公正及时 一裁终局

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及时地仲裁发生于国际、国内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合同、技术合同、国际贸易、房地产、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投资、质量、专利、版权、商标、工程项目、海事、海商、运输等方面的经济纠纷。 如果当事人自愿将争议提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仲裁条款的规范写法是:“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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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

一、任命甘明秀、黄赤东、梁书文、孙泊生、杨润时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二、任命高贵君、景汉朝、徐瑞柏、何宁然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三、免去王永成、宋雅亭、费宗祎、张懋、周道鸾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四、免去刘天弼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五、免去张慜、王观强、文慧芳(女)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中国法医学杂志稿约

<正> 一、《中国法医学杂志》是中国法医学会主办的、以反映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介绍以法医病理学、法医血清学、法医毒物分析、法医人类学、法医物证检验、临床法医学、法医精神病学等分支学科的新进展、新技术和新成就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其任务是进行学术交流,促进法医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设有论著、述评、技术交流、综述、案例报告、案例讨论、讲座、短篇报道、法医学教育、问题解答、法医学史、法医制度、国外法医学概况,以及读者、作者、编者等栏目。以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广大法医工作者,高等医学和政法院校的师生及法医学科研人员为主要阅读对象,亦可供律师、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