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税收国家”的概念是财政社会学者率先提出的,我国从传统财政模式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是近代意义上的产物。从晚清开始,我国的税制结构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体转型。作为后起国家,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并行不悖,是不是一定要先经历“税收国家”才能发展成为“预算国家”,还有待检验。     

税收法治国家与预算法治国家

当一国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来自税收时．则该国可称之为“税收国家”．当一国的税收制度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则该国就是“税收法治国家”。     

论中东欧转型国家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波兰和匈牙利学者主要从经济与政治两个维度对中国模式展开研究,一方面他们肯定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对中国式民主是否赞成,但普遍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他们认为不平等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倾向于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路径选择

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然而当前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遇到了明显的瓶颈：一方面,传统意义上以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的企业技术升级政策无法解决工业基础的系统性提升困境;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下,西方国家日益加紧的技术保护政策限制了我国通过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减少技术依存的进程。因此,形成新型＂自主创新观＂,通过突破共性技术的研发困境形成自上而下的创新是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根本路径。     

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回眸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就法治问题高密度发表重要讲话、出台举措,以新的法治思维、理念和方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呈现新局面,标志着我国正全面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理念之变,首先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共出现了18次,"依法"一词出现了21次,位居历次党代理念之变:从"中国法治"迈向"法治中国"     

公共财政下税收理念的转变及其影响

税收理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税收理念下有着不同的税收观、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行为。由于我国目前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税收理念尚未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税收思想和税收行为的混乱,而且对税收制度的选择、税务管理工作也产生了影响。转变税收理念就要求确立纳税人主体地位,赋予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进一步强调税收成本管理;重视税收公平问题;关注政府用税的透明度。而适应这种转变的对策是保障纳税人权利,降低税收成本,维护税收公正和促进政府诚信用税等。     

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人类历史演进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分离的趋势,社会现代化运动加快了这种分化的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建设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行为理性的过程,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为此,要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国家制度体系,建立以社会自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曲折、复杂而且独特的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其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经验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超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开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新范式,并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深化改革。三十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有两次,分别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认真总结和分析两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明确推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必将主要围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展开。     

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探析

本文认为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强大冲击;其二,西方大国凭借全球化的全面优势对转型国家实行全面"改造".因此,转型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应控制好转型速度、转型层次,减少内部冲突,切忌盲目参与全球化,否则,将重蹈前苏联覆辙.     

对转型国家多冲突的理论分析

转型国家多冲突是“民主和平论”总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指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易发生冲突。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命题有其合理性。它提出了转型国家多冲突的多层原因并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各种因素。本文认为 :转型国家多冲突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 ,转型国家体制的完善落后于国民膨胀的参政意识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的冲突 ;其二 ,大国的指手划脚和强权政治改变了转型社会的节奏导致的冲突。这两种因素是构成转型国家多冲突的根本原因。转型国家可以通过转型节奏、转型层次和转型体制的有效控制来减少内部冲突 ,不能把国家体制的转型寄托于大国 ,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     

浅析哈贝马斯的后民族国家理论

屹立世界几百年不倒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渐展露其弊端,面对这些可能摧毁民族国家的问题的出现,哲学家们想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合理之处却也都有失公正。哈贝马斯关于后民族国家的构想,站在国际的角度阐述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出路,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解决方案,但其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也是兼具褒贬的根源。     

论地方政府职能法定化

我国地方政府的职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表现为随意性、模糊性、多样性、非规范性等特征。这种不稳定状态已经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障碍。地方政府职能法定化是当务之急。然而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要解决许多难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具体、细化的制度安排。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个人转型是国家转型的基础

新的技术、新的生活和新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旧有的社会结构，当新生代们开始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很多改变正在我们身边发生。2010年第4期《小康》杂志刊发社评说道，当前的中国，每年有1．5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有1亿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沙漠民主”走红海湾国家

在波斯湾地区的电视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国王或站在简陋的帐篷里，或坐在豪华的宫廷中，倾听满脸风霜的牧民的申诉，接受刚从海上归来的珍珠采集人的请求。君主与臣民有时手拉着手，有时还相互拍拍肩膀，显得亲密无间。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对于党所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表现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引导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评判法治建设的综合尺度;体现法治建设的终极目的。因而,“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