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及其出路

网络参与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公民实现网民民主、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形式。我国网络参与的不同类型主体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并且主体的参与理念及其思维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导致网络参与权实现的效度受限。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网络参与主体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网络参与主体平等参与理念的困境;网络参与主体理性沟通和批判能力的缺乏。从司法与网络舆论的关系中,可以发现突破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的可能方向。     

当代中国白领阶层政治参与特征与功能

从政治心理视角看,当代中国白领阶层政治参与表现为自动参与、制度内参与、组织性参与特征。白领阶层政治参与一方面具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推动功能、缓解社会冲突的调适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功能;另一方面则因转型期利益关系处于不断变动调整中,其政治参与也可能有负面效应。因此,在社会转型和白领阶层成长壮大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引导白领阶层利益心态、利益观念、利益理性的健康发展;引导白领阶层政治参与利益动机纯正化,防止利益动因关系合理格局发生畸变,引导白领阶层形成合理的政治参与动因理念结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关于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意识日益觉醒,开始用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需求。然而,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能力和渠道大不相同,如果没有高效公平的机制,就有可能忽视弱势群体的诉求,引起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

从政治民主化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一种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形式性、非理性、功利性和盲从性等特征。被动性,就是参与主体并非出于自愿和自觉,而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迫参与政治生活。形式性,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不能发挥保持和促进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作用。非理性就是指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表现出极端非理智性的心态与行为。功利性,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从自身利益,而不是基于一个公民政治责任意识的自觉参与。盲从性,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非为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而是源自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     

社会变革中公民政策参与方式转变探析

我国社会的全面变革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前提条件。伴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公民的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利益意识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公民政策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表现在由非理性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利益性分配式参与的发展,由单一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元性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的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的发展,由表态性被动参与向智能性主动参与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阈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研究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体现出在参与内容上虽然有利益化倾向,但总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政治参与方式上虽然有时出现非制度化,但更多的体现合法化；参与水平上虽然层次参差不齐,但参与热情较高等状况.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既有制度性因素,又有大学生自身政治素质因素等.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健康、有效、有序,应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培育大学生政治素养与政治参与能力和加强网络等媒介的建设.     

网络政治参与价值分析

互联网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新的传播媒介,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的方式,一方面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政治参与主体行使民主权利、促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政治参与本身的特点,也会形成数字鸿沟,出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等。因此有必要从提高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拓展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途径入手,对这一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加以管理和优化。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关系视域下的社会道德困境分析北大核心

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道德的现实基础,规定着道德的本质。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多重利益格局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成为道德困境产生的现实根源,集中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同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利益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要求。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关系视域下的社会道德困境分析

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道德的现实基础,规定着道德的本质。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多重利益格局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成为道德困境产生的现实根源,集中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同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利益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要求。     

从宪政参与到协商民主: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回溯及思考

回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从宪政参与到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宪政机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通过政党与法定社团,这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面临多元分化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利益多元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传统政治参与方式抑制了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精英决策和法律模糊又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的权限.为此,有必要引入新兴的协商民主理念,结合我国的政治环境进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     

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逻辑与网络参政的兴起

本文以"身份"为核心概念,剖析了网络参政兴起的内在机理,认为网络参政现象兴起的逻辑蕴含在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交错发展和历史转型中,公民政治的发展为公民自主参政议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提供制度支持、培养参政能力及提高公民意识。而身份政治却有力地控制着政治参与的过快膨胀,保证政治的稳定有序。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民众一方面利用网络摆脱了不平等身份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凭借既有的制度资源,以及现实政治参与中培养起来的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进行网络"话语参政"。这一参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政府需引起重视并加以疏导。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论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

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在主体、客体和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参与形式的独有特点。以各村民群体参与村庄治理活动的状况为标准,村民自治大致可以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模式。现阶段,村民的公共参与实践与其制度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偏差,并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网络治理:政治价值与现实困境

网络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结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协同政府的优点,强调在服务过程中公民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网络治理强调主体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公共利益成为各个行动主体的共同追求,充分体现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价值。但"理性经济人"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出现合作困境,"搭便车"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参与困境,职责难以划分会出现责任困境,而公民直接参与则会危及代议制政府、政府空心化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冲突与平衡: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关系之法理解析

当前,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表现为在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的范围不够广泛、表达的意见不够客观及忽略司法权独立运行的特性和规律的情况下,两者间常常出现较为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因此,为了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与网络公众参与的平衡,应当通过网络公众理性参与和司法机关的宽容性接纳、构建协商型司法正义、及合理设定司法民主性边界等方面入手。     

网络平台影响下的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演进分析

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演进与网络平台及其运行机制存在密切联系,不同网络参与平台下,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参与方式、参与内容以及网络话语权归属都产生差异。但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关注的核心内容具有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