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应介绍清关键情节

《人民司法》编辑部:《应当支持谁的诉讼要求?》(《人民司法》第一期)一文,就一件继承案件,作了具体分析。特别是阐述了应尊重遗嘱继承的道理,读后很受启发。这对今后处理继承案件,是很有教益的。但从案例中,感到有三点不够清楚。一、是否按遗嘱接受了继承?案例中介绍:被继承人“临终前向被告人及亲友嘱告,座落在新民街36号院的正房两间由杨忠继承;座落在中山西路75号院的七间     

刑事证据没有合法性吗?——与杜纲建同志商榷

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究竟有没有合法性,这是当前法学界围绕证据概念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上期《学报》发表的杜纲建同志《关于刑事证据概念问题的商榷》一文,对这一问题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对此,本人也想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与杜同志商榷。什么是证据?证据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了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需要“以     

对尚锦如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与周圣言、黄荆民同志商榷

《法学评论》八四年第四期“案例分析”一栏,发表了周圣言、黄荆民同志就尚锦如一案如何处理的分析意见。周、黄二同志认为:尚锦如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与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对此,我完全赞同,但对周、黄二同志提出的处理意见有异议。我认为,此案不应以强奸转化成通奸为由而不追究尚锦如的刑事责任。现淡谈我的粗浅见解,特与周圣言、黄荆民二同志商榷。     

张友渔同志就开展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问题讨论的谈话

四月中旬,记者带着《关于开展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问题的讨论意见》,拜访了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同志,张老就这一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法学》拟就这一问题开展讨论的初步意见,我是去年十一月看到的。我认为,开展对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我很愿意参加这一讨论。最近,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也看了这个意见,并作了重要批示,这充分说明开展这一讨论是我国法     

这样处理不符合继承法规定

陈福民同志的《这起继承案件应如何处理》(以下简称“陈文”)在本刊1988年第二期刊出后,我们收到了一些读者来稿、来信,对“陈文”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现摘登其中三篇。     

拎包案件再议——兼与柯兵同志商榷

《法学》今年第五月发表了柯兵同志《对“拎包”案件能一律作盗窃处理吗》一文(以下简称《柯文),读了以后,很有启发。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确是认识不一,做法各异,提出来加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柯文》对李、杨案例认为构成了盗窃罪,笔者并无异议,但《柯文》对朱某案例认为不构成盗窃罪,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与柯兵同志讨论。朱某将顾客用餐后遗忘于店内的一只装有三千余元现金的拎包隐匿起来,后经再三教育,方承认其隐匿事实,对此,《柯文》认为,朱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因为“朱某是店主,他对店内的空间具有     

对英美商事法“禁止翻供法则”的补充

编辑同志：《法学研究》1982年第6期刘朗泉同志的“谈谈英美商事法上若干基本法则”一文，对许多问题，作了很好的介绍。但关于“禁止翻供法则”一节过于简短，我想补充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也谈重视法哲学的研究

法哲学是不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独占品”?要不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这些都是当前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继文正邦同志《应当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之后,傅季重同志又发表了《法律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其任务》(载于《法学》1982年第3期)。这两位同志都明确否定法哲学为资产阶级法学所“独有”之说,阐发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必要性,并对如何建立这门学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国法哲学研究和其他法学     

略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兼与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商榷

读了《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刊登的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试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一文(以下简称《前科》),颇受启发。《前科》一文的作者在否定了关于前科的三种论点(即“历史污点论”、“累犯条件论”、“折衷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论点。笔者同意《前科》一文对前三种论点的分析,但对张、傅二同志提出的关于前科的定义仍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与法学界专家、学者及张、傅二同志商榷。什么是前科,我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它的概念。在我国古代科同“课”,就是判处、课罚,即对犯人处以刑罚的意思。显而易见,科就是科刑,科是指犯罪受到的刑罚。前科就是指新罪以前犯罪受到的刑罚。     

“宴请”与“邀请”

编辑同志: 看了第一期《法学杂志》,感到很好。现就“法律顾问”栏中《收养子女要办什么法律手续?》一文,向刘诚同志的复信提一点不同意见。刘诚同志在复信中说:“民间通常的做法是:经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同意,签订收养文契,宴请街、队干部和亲友当众公布,……。”我认为,“宴请”这种提法不妥,应改为“邀请”二字为好。虽然在民间可能有这种摆酒设宴的做法,但作为向一个正需要了解如何办收养子女法律手续介绍这种做法是不妥的,不利于提     

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同时死亡不适用代位继承

<正> 《法学季刊》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互有继承权的数人同时死亡应怎样继承?》一个案例分析。作者赵勇山同志说:“既然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适用代位继承的规定,那么,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同时死亡,当然也适用代位继承的规定。”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尽妥当。     

纠正不当撤销、变更逮捕措施后应如何办理收监手续?

编辑同志：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已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撤销、变更强制措施不当提出纠正意见后，应如何办理重新收监手续？对此，实践中认识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直接收监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原逮捕措施被改变后，即使是后改变的强制措施被撤销，原逮捕决定也不能自然生效，应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重新办理逮捕手续。请问：这种情况应如何办理收监手续？安徽省泾县人民检察院张豫美张豫美同志：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决定逮捕权只能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但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公民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刑…     

对预备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如何处理?

编辑同志:某事业单位会计刘某于200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2003年2月,刘某未经单位领导批准,利用工作便利,从单位财务提取5000元用于炒股,3个月后又将该笔资金返还。在对刘某行为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支部大会讨论时意见发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取消刘某的预备党员资格;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比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给予刘某相应的纪律处分,两种意见相执不下。请问:对刘某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理?读者杨海杨海同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适用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     

岳父母可以继承我妻子的承包地吗?

编辑同志:我妻子顾某5年前嫁给我。今年2月她不幸患病去世。我的岳父母认为,我家承包的土地有顾某的一份。既然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财产权,因此顾某承包的土地份额应当有一部分由他们继承。我岳父母的主张有法律依据吗?郑弓郑弓同志:我国《宪法》和《继承法》都规定了公民有继承遗产的权     

也谈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一点意见——兼与林毅同志商榷

也谈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一点意见——兼与林毅同志商榷张旭娟《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发表了林毅同志“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一点意见”（下简称林文）一文，读后深受启发，本文试图就林文所提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林文认为，我国《票据法》第１０条“票据的签发、...     

盗用行为性质之我见

盗用行为性质之我见郝从宇《人民司法》１９９５年第６期发表了王礼仁同志《使用盗窃可以构成盗窃罪》（以下简称《使》文）一文，提出了“使用盗窃”的概念，并认为使用盗窃可以构成盗窃罪，这对于深入分析盗窃罪，切实保护公私财产利益颇有益处。但对该文所举案例应如何...     

也谈这起盗窃案被盗物的数额认定

《人民司法》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政法委员会黄天伏同志《这起盗窃案的数额应如何认定?》的文章,对于黄同志的观点,笔者有一些不同看法,现提出以便探讨。 对于被告人叶××、李××的盗窃次数及所窃财物的数额应如何认定,黄天伏同志赞同第三种意见,即认定作案两次,盗窃财物的数额按所窃打气泵实际价格的两倍——四百八十余元计算。在认定叶××、李××作案两次的问题上,我同意黄天伏同志的意见和分析,但不赞同他对盗窃财物数额的计算方法。我认为应按文中第二种意见处理,也就是认定作案两次,盗窃财物的数额,第一次按打气泵的实际价格二     

答夏桂英等同志

<正>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审查》(以下简称《论》)一文发表以后,夏桂英等同志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对此,笔者深表感谢,就此机会,对几个主要问题进一步谈些看法。一、《行政诉讼法》是否规定了原告资格审查制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41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尤其是第1款“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就已经包     

答李新强同志

<正> 《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发表拙文《关于建立缓予起诉制度的构想》后,李新强同志撰写了《缓予起诉制度评析》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对拙文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本文仅就其提出的几个问题,再谈谈我们的看法。一、缓诉制度并未违背“控审分离”原则李文认为:“如果将缓诉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无疑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部分轻     

再论宪法的“无形修改”——兼答倪正茂同志

拙作《宪法的“无形修改”浅析》(见《法学评论》1986年第4期)发表后,我预感到会有人提出异议。去年,在讲课过程中偶然产生了“无形修改”的想法,课余推敲了一下,自认为还有些道理,于是便匆忙写成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短文。当时并未想到对这一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仅仅是想简单明了地把问题说清楚。文章发表后,才感觉到有些地方没有交待明白,一直想再找个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因此,倪正茂同志提出反驳意见,对我来说并不显得突然。不过,有一点我没有预料到,那就是倪正茂式的、充满火药味的“笔伐”。我细读了倪正茂同志的文章(《驳“无形修改”宪法论》见《法学评论》1987年第3期),坦率地说,读完倪文后,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受益匪浅”之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