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

从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权利贫困的视角,分析当前农村中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利缺失,即探讨失地农民社会权利的内容、获取渠道、获取机会的不足以及制度保障中的缺陷,还有失地农民对社会权利的认知贫困,从而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权利的贫困——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原因

本文从社会权利贫困的视角出发,基于目前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情况,对目前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问题论析

权利贫困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权利贫困、社会权利贫困、文化权利贫困、政治权利贫困问题,认为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利贫困问题不能纳入到政治框架中去理解,而是一种伴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利贫困与经济贫困关系密切,权利贫困问题的产生与制度性社会排斥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有关。     

马克思与黑格尔破解“贫困之谜”的路径比较

"贫困之谜"是指市民社会中财富与贫困一同增长的结果以"平等"的假象表现出来。以贫困现象为市民社会批判的切入点,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对悖论性贫困的特点、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但表面的相似性掩盖不了二者在破解"贫困之谜"路径选择上的根本分歧。黑格尔从经济和精神层面探索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但由于他将贫困的根源视为经济理性,将市民社会的现实运动转化为精神领域的外部反思,走上了同现实的"和解"之路。马克思则深入剖析作为现代市民社会本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以雇佣劳动制度找到了贫困产生必然性的真正根源,以工资制度解密了"贫困合理性"假象背后的剥削实质。在此基础上找到了一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消除贫困之路,破解了"贫困之谜"。     

权利贫困的个人综合能力原因分析

权利贫困是权利享受不足的状态,可以分为政治权利贫困、经济权利贫困、社会权利贫困、文化权利贫困。权利的要素表明,权利需要能力作为支撑才能为个体获得或维持。个人综合能力不足是造成权利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贫困:建构和谐社会的二维分析

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贫困是社会不和谐的两个根本原因,两者共同决定了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状况,并导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必须强化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约束权力的恣意,并增进权利保护,强化权利救济,促进权利落实。     

只有“围观”改变不了中国——胡泳谈全民微博与公共参与

中国特色的微博不是2010年才在互联网上诞生,但这一互联网工具在过去的一年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如此深刻。网民通过微博围观再加上媒体的参与,使一起起原本马上会湮灭的公共事件,完全暴露在网络上,部分改变了某些公共事件的进程。于是,我们乐观地说,“围观改变中国、”但这样的口号又是如此熟悉,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救助“支出型贫困”是可喜进步

日前召开的2010年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传来消息,下半年,民政部将积极推进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救助工作。     

“婚姻贫困”与政府责任

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越来越多的男性找不到配偶，严酷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当女性的生命权受到侵害，男性也要为之付出代价，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     

电子政务对于治理权利贫困的意义

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工具,对于治理权利贫困有着突出的意义:它有利于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实现制度创新;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公民素质;有利于缩小公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利于开展民主监督;有利于公民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高.     

男女平等是一种现实权利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在这个美丽的节Et里,我们向女性致敬,为姐妹们祝福!     

女编导告赢“性权利”案

网络征婚剩女终结单身生活 2009年12月的一天。柳芸习惯性地点开百合网,显示收到一封“情书”,对方是北京市远洋贸易公司董事长朴东升。柳芸是北京姑娘,先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后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担任过记者、演员和导演。柳芸长相清秀,体态婀娜,但因为一直忙于事业,婚姻问题耽搁了。3个月前。33岁的柳芸在百合婚恋网发布了一条征婚信息。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权利贫困：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瓶颈

时下,春节刚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再次出现了“民工荒”。一些企业招不到农民工,以至于开始向政府求援。这种现象透示了两大利好消息：一是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较为乐观。有媒体报道,在内地的一些劳务大省,农民工们成批奔赴沿海地区。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在车站码头举行盛大的仪式欢送家乡的农民远去他乡打工。看到这种情境,我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农民工的春天到了。     

包容的基础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权利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关于上海应积极倡导的价值取向的讲话中,指出包容的基础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把包容与公民的权利紧密地联系起来,是说到问题的关键点上了。什么叫包容?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和维护你发表反对我的     

试论新闻媒体的权利与权力

新闻媒体做为“公共权利”的代表,其最大的职能就是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如果“公共权利”的代表,异化为公共权力则同样会产生腐败,引起社会混乱。     

“恶之花”也有生存的权利

什么是恶搞?目前尚无准确的定义,网络流传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倒是一个恶搞标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时代,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恶搞怎么看?这是一个问题。是疏导?是硬性压制和封堵?还是置之不理?这还是一个问题。     

“低飞”的梦想:“贫二代”的社会诉求简

自2009年至今,我们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特定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并特别关注了贫困阶层问题。显然,包括“贫二代”在内的所有“二代”群体,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涵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二代”现象终究会淡去。但是,这些现象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留下深深的痕迹。     

可行能力问题研究——贫困问题分析的新视角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依可行能力认定贫困的观点。本文以其提出的可行能力问题为视角,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进而分析了其价值取向,即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接着指出贫困不仅仅是因为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可行能力被剥夺或缺失,而这种可行能力又离不开权利;最后得出以可行能力视角认识贫困问题的意义,即能够更准确地认识贫困现象且可行能力的方法有助于澄清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