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单位治理的制度陷阱与超越路径

单位内部的微观治理是将宏观治理的政策安排在单位内部执行中并具体化。在新时代,我国实行制度博弈与单位治理,是实施渐进式转型的社会单位治理的一种有益选择,在对西方制度变革下单位治理取长补短的同时,转变对社会单位的认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等是破解单位治理中制度陷阱的不二选择。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需要解决多主体参与问题。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企业属于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的一方。从社会创新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是社会企业跨界发展的动因,也使它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主体。而社会嵌入机制促使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与社会性要素相结合,发展出社会企业类型的组织。社会企业的出现,创新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资源组合运作模式,其与众不同的核心造血功能,克服了营利企业不关注社会问题和非营利机构效率低下的痼疾。社会企业使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企业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推动了公益项目创新、公益创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具有推动公民参与,促进社会融合作用;改变了旧的慈善观,更有可能颠覆人们对传统企业的认知,引发组织创新。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企业生产要素社会性变革及其制度优势

社会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根植于经济嵌入社会的关系之中。生产要素本身具备多种属性和功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理论对生产要素的单向商品化使用,造成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非商品化属性的隔离。正如波兰尼所言,土地作为自然存在,劳动力和企业管理者作为社会人,本身并不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商品,资金使用的信用、信任和合法认可也不能作为商品去生产。因此,重新审视经济行为的目的,可以发现社会企业的发展动因。社会企业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内生动力,以企业家管理才能为社会目标通向经济行动的镶嵌通道,通过制度创新改变社会问题,并运用社会管理技术系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将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对推动良性社会运行具有积极的作用。     

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 ——基于成都市武侯区的调研

成都市武侯区把助推社会企业发展发挥其在改善社区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作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切入点和工作抓手。市区联动出台培育发展社会企业的扶持政策,通过搭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社会企业服务平台,构建"社治委+市场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的社会企业服务监管体系,促进了本区各类社会企业的高速和高质量发展,在社区养老、助残、健康、文化、教育、环保和物业服务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提升社区发展治理能力和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社会企业成为社会治理创新改革中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个新兴主体,有效弥补了社区发展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不足。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基于外部治理结构视角的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外部治理结构通过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三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企业一直以来遵循的是"政府—企业—政府"的外部治理结构,但是在外部制度环境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外部治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竞争的需要,而企业并没有及时改变外部治理结构,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创新观念落后、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组织缺乏和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重构中国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     

深度揭露中介腐败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今年第24期刊登一组封面文章揭露了中介腐败问题,呼吁治理中介腐败,割断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的权力联结,建立依法监管中介组织的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中介组织失去公正。这组报道事实充分,分析得当,切中了当前腐败要害,报道不仅揭露中介腐败问题,还对如何治理中介腐败问题进行了探讨,给治理中介腐败开了药方。报道对读者认识治理中介腐败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宗族化模拟与腐败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政治生活中的行政文化在一定层面也得以延续,其中宗族化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人情化色彩浓郁,成为这一行政文化功能的主要表现。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畸形发展,出现了"宗族化模拟"现象,复制扩大了它的影响面,往往造成严重的腐败。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时间资源稀缺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时间资源也变得越来越成为稀缺品。事实上,在工业社会中,我们经历一个持续的时间资源稀缺化的过程,自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把自然时间转化成社会时间,实现了时间的资源化,也就开始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并使人类进入时间资源开发和时间资源稀缺化的轮番升级之中。20世纪后期,时间资源稀缺化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并对社会治理构成挑战。虽然社会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正在与时间资源的稀缺化进行艰苦的斗争,但社会治理并未在这方面开展有意义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所运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缺失了时间之维的,并未对时间资源稀缺化的现实做出响应。     

单位化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杨村调查

本文在简单回顾乡村关系制度变迁的基础上，考察了BJ市城乡结合部农村单位化现象，探讨了在单位化背景下乡村关系的表现形态及其意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分散农户的原子化，而另一种倾向是以集体经营为主的村民单位化。在单位化乡村社区，村民的地缘意识、血缘意识在下降，而单位意识在提升和凸显。在城市化进程中，单位化了的村民担心自己被排斥在单位体制之外，而小心呵护着单位与村民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单位化村庄中，乡村关系表现为单位体制下的上下级关系，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的自治空间因此变得极为有限。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     

单位型社区治理路径探析——基于社区和驻地单位的良性互动关系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不一,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多种类型社区并存的特点。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拥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一定规模的人口,通过长期发展形成相对独立、但有强烈的单位特色的工作、生活区域。虽然单位制逐渐解体,但是这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还长期存在,单位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形成了典型的单位型社区。在典型的单位型社区中,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单位和社区的关系?其治理路径的选择,一直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思考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公益性和商业性并存的混合体,一直饱受学界和社会的争议,但就社会企业的发展来看,社会企业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价值理念,将商业模式与社会服务创新紧密结合,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组织类型和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此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它是适合我国今后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剂良方。除了其价值取向,不管是从宏观政策背景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社会企业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股力量。但其由于宏观制度尚未给出法定意义上的官方认证、以及存在着同行业竞争困境和社区文化认同困境,社会企业尚未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从技术型治理到包容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型治理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背离了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不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逻辑。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进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信任合作"都亟须包容性治理。构建包容性治理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念与制度、机制的联动。     

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到来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体制的协同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的困境、网络安全、信息鸿沟、法律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面对种种挑战,政府应积极适应当今时代变化,实现智慧治理。     

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对砚山县鲁都克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不断解构和重塑着农村社会,对于至今仍然拥有68万多个村庄的农村社会来说,伴随着农村社会的重大转型,以传统惯性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快速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作为一种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约束力量对农村治理产生较大影响.重视民间治理资源,实现农村社会非正式制度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双向互动,为农村善治提供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是国家农村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