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判决财产执行机制的构建——以责令退赔为视角

责令退赔等财产判决的执行是刑事诉讼审判的延续,以此为视角,从刑事判决财产执行遇到的困惑、导致刑事判决责令退赔等财产执行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构建刑事判决责令退赔及财产执行机制三个方面出发,探讨对刑事判决责令退赔执行模式及财产执行机制的相关问题,进一步解决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些技术性难题,方可体现刑法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建立和完善更具有操作性的刑事判决财产执行机制.     

非法集资案件中“退赃退赔”的司法困境与制度完善

非法集资案件中的退赃退赔,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刑情节问题,其事实认定和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被告人、集资参与人和利害关系人等多方财产权的利益衡平保护和矛盾纠纷化解。应完善集资参与人、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程序规定,通过规范诉讼结构,保障查明涉案财物权属事实,准确认定用于退赃退赔的财物范围;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情况下,明确一般涉案人员承担与其罪责相适应的退赃退赔责任范围;修正退赔顺位的执行规定,明确被执行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对除赃款赃物外的其他财物民事债权人享有同等顺位按比例等差分配的权利。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和退赃退赔责任认定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对常见的如重复投资和吸收本人资金是否计入犯罪数额、退出违法所得和退赔责任如何区分、能否以本人投资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等疑难问题,通过梳理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对重复投资应以是否有资金再次投入情况确定是否计入犯罪数额,吸收本人资金应计入犯罪数额,对退赃退赔应以主从犯为主、犯罪层级为辅确定责任,对投资抵扣问题,在涉案资产分配是国家权力决定背景下,行为人本人投资不能直接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但主动放弃资金清退可以获得从轻处罚。     

执行救济新论——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根据2008年4月1日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其执行救济制度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该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亟待完善。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责令退赔的司法适用及程序完善

责令退赔并不是我国刑罚的种类,只有在被害人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物质损失时,才可以适用.责令退赔被规定在<刑法>中,但其又具有程序法的属性和要求.针对责令退赔程序方面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应建立并推行刑事退赔令制度,明确适用的案件范围、条件及相关程序.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文章指出我国现行法中规定执行救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 ,明确公正与效率、分权与制衡是确立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构想     

完善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探析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基于社会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变革,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国际刑事司法交流协作发展的新趋势等,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立法空白、不足、冲突等体制性“硬伤”,从立法层面上造成诉讼实践中执行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不对称,彰显法律支撑不足,以致司法层面出现“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等不良现象。因此,亟待通过立法修订,进一步完善有关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提高诉讼效益,实现诉讼目的。     

浅议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我国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在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相差较大,加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寻找被害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开展和谐司法的本质要求。文章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有关规定及当前的现状,并提出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之构想。     

取保候审法律责任——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契约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对取保候审的法律责任有针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律责任，有经济方面的责任——没收保证金、对保证人罚款，也有刑事方面的责任——追究保证人的有关刑事责任。这些责任都是一种契约责任，也只有是一种契约责任其存在才具有正当性，才能增加取保候审法律责任的约束力，从而扩大其适用范围。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保护困境及其消解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制度未能站在保护案外人权益视角进行设计,导致案外人权益易受强制执行公权力的侵害。实践中,刑事涉财执行往往存在执行依据对涉案财产的定性不明,案外人异议近乎未得到支持,共同财产执行争议大,执行机构审查标准不明等问题。应改变涉案财物裁判权缺位的现状,针对案外人对其切身财产和利益寻求法律保护的诉求,明确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的角色定位,在立法层面将查控财产的核查工作提前至检察院移送提起公诉之时,明确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未来以期探索建立或引入独立的对物之诉解决刑事涉案财物权属争议。     

人格权商品化探析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传媒的发达,人格权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越来越多的被商业利用,人格权商品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传统民法对商品化人格权概念的界定与保护已陷入僵化困境,如何保护新时代下商品化的人格权已成为立法者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人格权商品化产生的背景及目前在我国发展状况的分析,围绕商品化人格权的内涵、转让、继承与救济等一系列阐述,引出对保护商品化人格权的几点思考。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时代发展的必要。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中,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刑事被害人在受到利益侵害时,其精神损害赔偿诉求难以实现。     

论刑事惩罚性赔偿

我国刑事法律的现行规定并不支持被害人在精神损害方面获得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刑事法学界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现有的刑事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为被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其可以均衡地保护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合法利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设计上虽价值取舍不同,但两者不是矛盾对立关系。刑事和解程序能够弥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足,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和推进。针对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不高、适用混乱等不足,应从制度构建、程序优化、严格责任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进路研究

法治反腐败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刑事撤诉作为反腐败法治化进程中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的刑事制度,是衡量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亟须立足于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的现实图景,明确刑事撤诉中各方主体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需求。从重塑立法基础规范、完善司法赋权机制、建构权利救济路径三个维度入手,探析刑事撤诉制度中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进路。     

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

死刑执行程序作为死刑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范。设置立法严谨、运行高效的执行程序,严守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确保死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地维护,使死刑的执行更加规范化和人道化,以实现程序公平、正义。基于此,文章从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死刑执行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诉权是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诉权又是救济性的基本人权。作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桥梁,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纽带,诉权的宪法化和宪法性为诉权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两个渠道,救济也相应地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层次:权利的救济导引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的诉权的救济导引出宪法诉讼。从保障诉权进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顺应世界各国整体性的走向和趋势,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