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变革的作用

哲学变革与社会思想解放的关系是双向的。哲学变革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导,但是,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变革作用、解放作用。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困境期”,尤其不可忽视后一种作用。     

思想解放与法学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清除了“左”的思想的影响,破除了姓“资”和姓“社”思想的束缚。当前由“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所引发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则是“创新”.推进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关于法思想的争鸣——儒家、墨家、法家法律思想初探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墨家、法家是在法律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三个学派,他们对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是转换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解放较之观念的解放是更为根本的思想解放.要使主体能够内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具备与这一思想相通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积极推进由传统的"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换,这是当前保持与时俱进精神状态、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     

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思想，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如何把深入人心的"共同富裕"思想与改革以来社会急剧分化的客观现实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中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引导社会实践朝着理论指引的目标前进,是当前中国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总体方向上仍然符合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的贫富分化正日趋严重,地区差别越来越大,一部分人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等等.但是这种消极现象主要是由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扭曲造成的,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加以控制与解决.     

创新实践“大纪检” 助推发展上水平——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十七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国家实施电力体制改革、由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全国性发电企业集团之一。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华电纪检监察工作积极适应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并深入探索实践"大纪检"工作,在事关企业发展大局的思想解放、战略引领、人才制胜、管理创新、风险防控等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监督保障和助推服务作用,进一步彰显了纪检监察的重要作用。2011年,中国华电党组纪检组监察部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三次思想解放与“三易”原理

建国以来我们开展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每一次讨论的结果就是得出了一个符合时代的结论,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任何一次思想革新的背后都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坚实的根基。建国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都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三易"原理有着直接的联系。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论延安整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

延安整风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延安整风加强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冲破了长期以来存在与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指导.     

略议被害人的宽恕及其适用

死刑存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刑事法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正视、不容回避的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关于死刑存废的争鸣已经展开.有学者提出,目前在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上应该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方式努力减少与限制死刑,而本文认为"被害人宽恕"的考虑是实现这一对策的良好途径,将"被害人宽恕"作为量刑情节既有利于弘扬社会善良美德又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