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村庄间分化

在资源下乡时代,政府对村庄采取选择性的项目资金输入已经成为制造村庄间分化最为活跃的力量.项目制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机制具有明显的内外在“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村庄成为资源下乡时代的“幸运儿”,享受到不对称的阳光雨露.村庄间分化的权力塑造对于被输入的村庄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被避开的村庄则明显失公,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输入不仅威胁到农村基层治理秩序,而且似乎无助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重视穷人生存权利的价值之维——解放前中国村庄-农户关系的伦理反思

对于解放前中国农村“村庄-农户”的关系主体,许多学者界定为地主与农户。从而得出这种关系是恶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村庄-农户”的关系表现为村庄领袖与农户的关系。村庄领袖不一定是地主,或者说很少是地主。由于村庄内生的“文化网络”以强调穷人的生存权利为核心,得到村民的认同,使村庄领袖与农户的关系表现为协调稳定,而不是矛盾冲突。     

近年来关于城中村治理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近郊农村被纳入到城区,成为非农非城的“城中村”,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城中村治理的关注.在研究框架上,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框架显然比国家与社会更符合城中村情境.在研究方法上,过程-事件分析法的出现弥补了结构制度分析法的不足.在关注村庄秩序何以可能问题上,众多研究者均认为城中村出现单位化趋势,而“企业主导治理模式”成为单位化村庄的主导模式.单位化村庄如何终结将成为未来所关注的焦点.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以湖北平村为个案

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以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村庄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分析

以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与村庄归属感作为分类指标,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可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税费改革前后两个时段中这四种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和村庄秩序的考察表明,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地位是构成精英权力结构的先决条件,而处于变动中的后者则不断对村庄治理秩序施以作用。     

村庄资源与贿选

村庄资源是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动力来源和竞选者实现利益的基础，也是贿选蔓延的终极源头和激励因子。村庄资源可以分为村庄物质资源、权力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在这些资源中，村庄物质资源是消费性有形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是无形的精神资源，而权力资源是工具性资源，即贿选者通过贿选投入获取村庄权力，然后通权力的运作可以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所以要从源头上铲除贿选行为，就必须强化村级管理制度的系统建构和民主管理监督体系建设，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村庄典章建设。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基层组织的信息垄断与低保制度在村庄场域的实践——以税改后的鄂中顾村为个案

外部资源输入村庄的逻辑可以通过详细描述低保制度在村庄场域中的实践来加阻透视。低保指标在湖北顾村的分配、上报及公示等过程显示，作为连接数量有限的民政官员与千万个贫困衣户的枢纽，基层干部在村庄的场域结构中处于关键位置，拥有信息垄断权。在税改后治理资源严重萎缩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以这种特殊资本作为交换条件，继续维系公共权力的私人化运作。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

我们以国家建设理论为视角，实证分析湖南省AH县和浙江省CX县村庄合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认为村庄合并虽然实现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村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社会传统的自生秩序，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存在明显的“动力差”，故而这一政策在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整合的效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全面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村庄合并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对于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都市村庄”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中的人口状况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静态转变为动态流动。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居住于“都市村庄”,成为城市人口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也成为影响城市治安环境的新因素。应当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改变观念,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加强“都市村庄”中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内部动员、组织再造与治理有效——基于武汉过渡型村庄J村的经验研究

城市扩张的过程伴随着城中村的治理问题。村庄调研发现,城中村的社会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型特征,具体体现为治理事务的多重性、村民利益的高度分化和村庄社会的泛福利化。在多种治理体制并存的状况下,城中村通过基层组织的内部整合和重组,打破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之间的壁垒,实现组织再造,激活了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过渡型村庄的内部动员式治理机制,具体表现为治理体制的交融化、干部结构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层级化和治理资源的集中化,最终实现了过渡型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国家政策和体制在短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过渡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需要从内部寻找突破口,实现从外部的体制转型视角向内部体制创新视角的转换,才有望破解城中村的治理难题。     

村庄选举中的政治沟通

村庄选举中的政治沟通主要是指选举信息在乡村精英与普通民众间输入输出,不断被获取、加工和利用的过程。村庄选举沟通的主要特点：宣传发动、人选酝酿、竞选互动。村庄选举沟通的动力机制：有效的精英动员,竞争性民主选举,完善村庄选举的动力机制,形成畅达互动的选举沟通。     

从事情到事件:村庄与国家关系的生成——以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为例

文章以个案形式探讨了集体化时代中村庄与国家关系的生成问题.在国家的村庄化过程中,农民对国家的理解和表达主要是从原有的生存情境出发,并试图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以期与国家话语保持一致;而在村庄国家化的追求中,也并非全是国家合法性的在场,也存在一些体现农民自身规则的情景.     

论我国农村的村庄建设规划问题

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脏乱差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村的村庄建设大都缺乏规划 ,处于盲目自发的建设状态。制定和实施农村的村庄建设规划 ,对于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N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

市场化改革在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得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态势。因此,转型中村庄社会已嬗变成为一个"利益场域",并为市场催生起来的涉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治理重要力量提供了"舞台"。村域集体经济不发达的N村,村组织、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实现,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借"(资源交换)原则走向"合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于农业项目开发与农地流转之机,各取所需,结成了涉农企业+村委会+合作社+农民的"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村组织、合作社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庄的横向"合作治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经济社会秩序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