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剧烈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势在必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和"四大赤字",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思路,即"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国际共识,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求,并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选择和重要实践路径。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政治机会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的政策倡议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二十国集团(G20)成员达成的政治共识具有确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向、引导和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在有利政治机会下,G20成员可以将自身偏好引入G20政治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两项议题中,中国较好地运用有利政治机会提出政策倡议,将自身偏好引入G20政治共识的实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通过G20平台,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治理。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倡议”的基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中国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重要引领与合作动力，必将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参与G20全球能源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碎片化状态,缺少全球性和综合性的能源治理机制。近年来,G20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全球能源问题的关注,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应对全球能源治理难题提供了权威平台。G20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成员和核心国成员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二十国集团峰会为全球合作共抗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协调平台,G20的机制化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但是,对机制化后G20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其仅仅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一种技术性修正。不过,G20机制化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即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权重。在通过G20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态度积极,又要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原则,谨慎看待中国的作用与责任,以妥善应对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发展示范机制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具有对传统意义上话语权和地缘战略的争夺,而在于它对区域发展治理机制的拓展和深化。示范发展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治理机制,通过示范项目的引入,引发要素在当地乃至区域范围内的重新整合,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优化,从深层次激活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