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重典治吏反思今日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也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主张"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罕见,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阐述明初重典治吏的原因、内容、教训,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反思,试探求其个中原因。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为了保障新建立的朱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吏治清明,朱元璋通过颁布一系列严苛的律令和确立相关的制度进行重典治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经验教训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重视研究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本刊分期刊发褚家永同志的文章《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供读者参阅。     

论西周时期对犯罪的治理及其当代意义

距今三千年的中国奴隶社会综合治理犯罪的理念和各项措施对于当今社会在犯罪的治理方面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西周的治国模式是奴隶社会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保民"、"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与目前国家提倡的"以德治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礼刑结合"、"富之、教之、绳之以法"的综合治理犯罪的政策与我国目前追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治理密切相关;其重典治吏,严格法官责任制度,以及罪疑惟轻的、提倡罚金刑等刑事政策,无不为当今天中国在治理贪污腐败,渎职罪以及刑罚适用方面的提供着思路。     

浅议清代吏治框架下州县官的司法职能

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吏治"关乎国家安危,清代州县官作为当时最基层政权的管理者,在"吏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尤其是州县官的司法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的内容及特征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是古代吏治中的关键内容。它内容丰富、规范详密、自成体系、几乎涉及现代诉讼的每个环节;制度化程度高;法律规定很严。这项制度对明确司法官之责任、促使公正审判、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思索。     

中国刑法中的重典治吏

本文从研究《唐律》及明太祖关于重典治吏的有关法律规定入手,表明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重典治吏只能收效于一时,不可能根治封建社会肌体上官吏贪赃枉法的痼疾。最后结合当今法制社会对治吏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古代刑法的“重典治吏”不能用于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刍议明初重典治吏与当前廉政建设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对明朝初年肃整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把“法”简单等同于“罚”是“重典治吏”一个严重弊端，违背了“罪责性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丧失了刑法的公正价值。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和法治才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法制疏密适当、宽严相济才能取得反腐败的良好效果；有自下而上人民大众参与的反腐才是取得廉政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秦汉时代的律令断罪

近年来,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成为法律史学界集中关注的学术问题。然而,学界的大部分论述都集中于明清时代,对秦汉时代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秦汉时代,虽然朝廷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法家、黄老到儒家的转变,但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都在不同程度上指明,律令治国作为一种基本统治手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应,律令断罪很可能是秦汉时代审判的基本样态,而儒家思想所阐发的则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所谓"王霸道杂之"或"以儒术缘饰吏治"正可从这一点获得证明。     

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冷思考

一、惩治网络谣言的观点 勿庸讳言,我们生活的国家是一个拥有重刑主义传统的国度。诚如储槐植先生所言,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刑法是镇压之法。刑法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则是理所当然。加之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品交易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只占微弱地位．民商法不得发展。这样,中国自古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刑法在法律体系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乱世用重典’自然成为历代当政者的治国经验。据史学界说。中国社会古来乱世长于盛世。所以,刑法优位和重典优位就成为中国法制的传统。”因此,面对汹涌的网络谣言,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动用刑罚这一手段,以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图鉴之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这便是著名的"三国三典"理念,亦称刑罚世轻世重制度。在中国古代第一次明确提出诉讼宽严理论的思想家,当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认为:"夫火烈,     

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制度分析

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不例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倡廉惩贪,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反腐败的经验。本文从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规定入手,探讨了古代廉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以求对当今反腐有所裨益。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康熙注重整顿吏治

清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他曾多次讲道：“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治之贪廉”。在整顿吏治方面，康熙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严格官吏考核制度 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方法。考满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考察则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种。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只是从考察中分出了京察、大计两法。历俸三年考满，对在朝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为京察，对地方其他官员的考核称大计。顺治至康熙初年相当长一段…     

冯桂芬吏治思想述评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指针，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新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官员及其家人,以及对同居卑幼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等两方面。这种限制与吏治文化、家族一体观念等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同时,对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古代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实现。     

从中国古代治吏看当今反腐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封建法律关于治吏的规定，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虽然其在惩治腐败方面只是一时之效，但是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封建各王朝的治吏作用，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唐代的反贪立法

唐朝的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 ,其内容博大精深 ,值得探索和研究 ,尤其是唐代的反贪立法 ,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 ,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总结唐代反贪立法的经验 ,不仅有助于了解唐代法制的精髓 ,也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贪立法。     

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吏治的互动关系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以皇权政治为主导的背景下，民本的深层内涵和最终目的是要保障皇权之稳固。君与民之间的官吏阶层，是实现民本思想的具体实施者。要在制度上保障民本思想的具体落实，就要治理官吏特别是要防止官吏贪腐。因此，产生了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的民本与吏治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