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刍议

秘密侦查是一种侦查部门经常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方法,由于其极强的隐蔽性和不透明性,加之我国立法的不完善,致使秘密侦查在实践中易被滥用,侵犯公民权利。通过对域外立法情况的考察和借鉴,我们对秘密侦查的立法态度应该转变,应在法律中对秘密侦查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审批主体、实施程序、救济措施等进行具体的规定,将秘密侦查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技术侦察手段的合理使用

技术侦察对于提高控制犯罪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为了保障人权和依法正当使用技术侦察手段，必须运用法律对技术侦察的使用加以控制。我国应以相关立法明确技术侦察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严格技术侦察的使用条件，科学设计技术侦察的启动和实施程序，明确技术侦察结果的法律效力，赋予被侦查人充分救济的权利。     

技术侦查程序规制的理念与完善

在刑事诉讼法解决了技术侦查的基本法律授权问题之后,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细致而严密的程序规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此,侦查机关出台了相关规定,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期限等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技术侦查的实施日趋严格与规范,以往常见的随意扩大技术侦查适用范围、随意增加控制对象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现有的规定并非完美,技术侦查要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应当以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动态平衡为总体理念,对技术侦查程序规制继续加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非强制侦查手段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学界更多的是关注这一侦查手段合法性的研究与争论 ,较少有人关注实施诱惑侦查的具体法律规制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侦查实践中非常重要 ,有必要规范和制订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侦查主体和审批程序以及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实现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平衡之路径探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因此,必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地点,细化其使用范围,对其使用实行监督,将其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完善对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行为的制裁,建立当事人救济程序,赋予其救济权利。     

庭外调查权程序性建构概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有其合理性,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控辩平衡、控制侦查权和维护法官的利益;但法律对于庭外调查权的规定并不完善,庭外调查权的行使也有一些弊端,违反了法官的超然中立地位和加重了法官的负担。因而对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从主体、条件、方式、期限、庭外调查所获证据的使用和权利的救济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程序性限制,将有利于克服庭外调查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实现庭外调查的目的。     

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理念更新与制度构建

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要从“数量控制”向“质量提升”转变。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客观评估方法,应用于行政审批有助于提升审批的质量。完整的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制度构造包括三个部分：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其中,适用范围划定了可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行政审批事项,适用主体划定了各相关主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职责,适用程序划定了各适用主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的基本操作。未来,在我国构建行政审批成本收益分析制度,要以权责配置的优化为导引,科学划定适用范围,加快明确适用主体,合理设计适用程序,最终实现行政审批变动的客观透明,实现行政审批运行的规范高效。     

对诱惑性侦查手段的法学思考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辑隐蔽且无被害人的犯罪 ,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他人进行犯罪 ,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行为。我国应加强立法 ,确定适用诱惑侦查条件及相关问题 ,加强这种侦查手段的合法性。立法时应注意 :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 ,确立判断诱惑侦查合法的标准 ,确立诱惑侦查手段的审批程序。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在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是一项极具普遍性的司法实践。它对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率、体现刑事追诉的合目的性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目前尚未设立相应的制度与程序。为此,我们须围绕侦查阶段程序分流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附加条件、监督与救济等四个方面加以构建。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的构建——以知悉权利和行使权利为中心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公正理论、诉讼主体理论、有效辩护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侦查程序中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明确规定告知的主体、告知的对象、告知的内容、告知的程序及不告知的法律后果;并规定值班律师、全程录音录像、告知权救济作为权利告知制度的保障性措施。     

诱惑侦查适用之我见

诱惑侦查可分为积极诱惑侦查和消极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必须由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主体行使,并能掌控其实施过程;应严格限制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并实行审批手续;诱惑行为要适度。诱惑侦查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法律应允许其存在并予以支持,但对客观上制造犯罪的诱惑侦查应明令禁止。对积极诱惑侦查所获取证据不能采纳;而消极诱惑侦查获取的证据应有限度地使用。     

技术侦察的法制化

法治国家普遍对技术侦察的实施条件和对象加以严格限制。技术侦察的对象局限于罪行严重或影响恶劣的犯罪嫌疑人,遵循重罪原则,实施技术侦察的条件要求符合最后手段原则、相称性原则;技术侦察的应用一般要求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其审批、实施有严格要求,对技术侦察所获证据材料的使用加以严格规定,既制约国家公权力,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技术侦察的非法、歪曲使用和滥用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提供权利救济保障。我国的技术侦察需要严格的法制化,一方面要赋予技术侦察合法的依据,为技术侦察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要对技术侦察实施有效的监督,保障其不被非法、歪曲使用和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实现技术侦察的法制化,需要符合公法比例原则,遵循程序正义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监督机制和当事人救济制度。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及其适用研究

研究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具体内容，结合侦查工作实践，探讨如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文章在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界定基础上，对侦查人员在技术侦查措施使用中的作用和态度予以明确，然后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梳理，重点研究了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案件范围、执行主体、审批、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等问题。     

论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侦查活动的立法规制是完善法制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重要路径。我国应以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条件为前提,借鉴国外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的实体性、程序性规定,从适用范围、批准程序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技术侦查法律制度,从而提高其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效用。     

论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司法应用

目前,诱惑侦查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已客观存在,在经济犯罪侦查中,"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具有合法性.为了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诱惑侦查而对公民法益造成侵害,应当对诱惑侦查加以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客体、主客观要素,并建立严格的诱惑侦查审批手续,同时从监督机制上加以规制.     

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优化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确实体现出了其优势,但是,目前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将其关注点主要放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确实存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不高,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难以保证,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不全面以及证明标准的要求不明确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的必要性,并从赋予侦查机关认罪认罚后的实体量刑权、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加强人民检察院监督、严格证明标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既能弥补法律法规漏洞,又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之义。     

侦查实验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与完善

侦查实验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在侦破案件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刑诉法明确将侦查实验笔录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但是,从现有规定来看,我国仍然缺乏对侦查实验科学、合理、详细的规定,如侦查实验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不明确,程序规范性不足,实践操作混乱,侦查实验笔录的审查判断缺失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侦查实验在刑事司法中准确认定事实、有效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的作用。应当从程序公正、充分发挥其科学证据作用的基本立场出发,完善相关规定,包括明确适用主体、适用条件、适用对象,规定具体详细的实践操作程序,建立见证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制度,健全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监督机制,实现全程录音录像。     

论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了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加强对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的保护,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内容,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