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诉讼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及其改进

附带诉讼关系到公权与私权利的关系和公民私权利的冲突。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冲突凸现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如何处理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及其与国家公权力的冲突,是制度设计的难点,又是司法程序利益分配和诉讼制度是否公正的检验标准。我国目前的附带诉讼制度,延续浓厚的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念,牺牲了个体的私人利益,没有从程序上体现出照顾多数、保护少数,维护强者但不漠视弱者的现代司法精神,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其二者的协调配合予以改进。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弱者保护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一项原则,其作用和价值日趋重大.现代国际私法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充分表现出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价值取向.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人文精神是国际私法的永恒主题,国际私法的构建应贯穿人文精神.现代国际私法对弱者的人文关怀不但表现在有利原则,强制性规范和公共秩序保留等原则和制度层面,而且还反映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规范之中.本文结合弱者保护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起源、体现,以及各国在对其认识、定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将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原则进行剖析,并从中得出一些完善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面立法的启示.     

自由与强制——诠释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功能定位

在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路径中,平等保护交易弱者、彰显实质自由、实现包含公平价值的正义是法律对合同自由进行强制的理由。具体到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中,自由与强制相互作用,共同维系着保险领域的实质正义。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具有利益救济与权利限制的双重功效。     

环境污染中的利益保护

环境公益应主要依靠公权体系维护,私人可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公权的行使。环境私益不宜通过“民事公诉”的手段维护。“小额多数”环境私益的保护应主要解决“搭便车”问题。在完善群体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应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尊重私权自治。     

论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的原则

在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今天,弱者利益保护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本文从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本身入手,研究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保护的国际立法、国内立法,并据以总结其不足。通过以中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从而提出改革建议。     

知识产权犯罪:利益背景与刑事控制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存在深刻的利益背景 ,知识产权犯罪是利益权衡下的结果。控制这种犯罪行为的制度设计应该不涉及道德评价问题 ,它应当能促使市场主体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理性地选择尊重知识产权。在制度设计中加大犯罪的法律成本 ,是目前有效控制这类犯罪的关键。具体途径是 :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网 ;增强刑罚的即时性。     

身份法之立法原则

身份法是规范身份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是指婚姻法、收养法或亲属法,而不应包括继承法。自愿、平等和人格独立、保护弱者和儿童最大利益优先,是身份法立法的主要原则。自由原则包括选择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家庭模式的自由、身份行为的自由。身份法以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独立为目标。身份法制度设计上应有利于对老年人的扶养,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上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在各种不同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儿童最大利益。     

当公权触及私权——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探究

伴随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拆迁、征地等众多行政征用补偿纠纷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演绎的淋漓尽致,当公权触及私权,如何进行合理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设计以实现公权控制和私权保护之间的价值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阐释了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由实证引出我国现行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了行政征用补偿的制度设想。     

论司法权介入重整视角下的债权人利益保护

重整程序不仅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还贯彻公权干预。司法权介入重整程序具有现实的理论基础,但司法权相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对债权人利益形成保护,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基于此,重整制度在允许司法权介入的基础上,应在立法上完善对于债权人的救济机制,并对司法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公司利益保护的裁判现实与理性反思

公司利益是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公司治理孱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司利益保护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将公司利益简单地理解为公司财产以及未对无形的、预期的公司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从本质上来说,公司利益并非公司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根本依托。故而,重塑保护公司利益的理念,完善保护公司利益的机制也正是推进公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