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是指通过程序立法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但是在程序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缺失以及地方文件中调整范围不明确,概念不统一等问题;通过杭州市的两个案例来说明重大行政决策作出过程中还存在公众参与弱,专家咨询形式化等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前的确认程序,决策中的法定程序以及决策后的监督程序来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论我国行政决策权制约机制的构建

如同其他行政权力一样，行政决策权如果缺乏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力量，造成国家、组织和公民的损失，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行政决策法治化应遵循决策学的主体限制原理、程序限定原理和行为控制原理。构建行政决策权的制约机制，就要建立政府行政决策失误责任法律追究制度，规范和优化政府决策程序，以及完善政府决策监督体系，使各种制约因素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形成合力。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论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法律程序调控

行政决策是众多决策中的一种，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其单方面性、强制性等特点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影响巨大。行政决策中对自由裁量的规定缺乏法律条文的规定，使得自由裁量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由于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视，建立科学、民主、法治的政府要求依法决策，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实质就是行政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法治化。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实践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层面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立法与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央层面的立法显得较为滞后。及时、全面地梳理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文本,归纳、分析其中的积极经验与不足,对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体制、机制,对中央层面适时出台行政决策领域的立法具有重要作用与积极意义。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法治化分析

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协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助推国家法治进程的重大举措。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已经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有关法律规定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但因缺乏法律直接规定，法治化程度仍有待提高。目前应主要从有限范围内监督、实行案件化办理、完成基本制度构造等方面，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提供基本法治化保障，以便深入推进实践，积累丰富经验，为后续立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探讨

我国对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充分而且存在着一些误解。行政救助是实现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生存权保障是行政救助的权利基础,生存权的性质、内容和特征决定了行政救助是实现生存权的重要手段;行政国家下行政权更加能动和积极,可以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等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到行政救助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去。因此,应把正义理论、生存权保障理论和行政国家理论作为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