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自然人在人身权受到侵害之后,不仅可以请求物质损害赔偿,而且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我国法律就直接否定了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停止,那么与自然人一样在法律地位上享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在人格权受到侵害之后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论法人之人格权

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在罗马法上就有其雏形，并为近代法人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律为保证法人人格独立得到贯彻，设定了一系列制度，如设立制度、财产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等。法人人格独立意味着法人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成为一新民事主体。这一方面，扩大了民事主体之范围；另一方面，能完成个人不能独立完成的事业或实现个人所不能独立实现的目的，对促进社会进步作用甚大。但法人人格独立也带来不少问题，为保证法人制度健康发展，我国未来立法应设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不足。     

以人为本，人是主体

廖保平在2009年5月25日的《燕赵都市报》上著文《读卢武铉遗书有感》说，2009年5月23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腐败丑闻跳崖自杀。自杀之前留有遗书：“受惠于很多人，却让很多人因我而受难，往后将还有承受不完的痛苦。剩下的余生只会是别人的累赘……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都是命。火葬了吧。然后在家附近的地方立个碑就足够了。”     

论法人行为和法人责任

法人与外部之间权利义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该法人一定的行为。或为合法行为如法律行为;或为违法行为如侵权行为、债不履行行为等等。然而,在法人行为的认定和法人责任的承担等问题上,民法学界历来存在着纷争,学者间意见殊不一致。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有益的探讨,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论法意识

社会一般成员对法具有的感觉和想法,间接规定了法律体制本身的规模,同时,也是通过法律行为规定法律体制工作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一般是作为“法意识”而提出和对待的。它应该作为法律体制条件的一种因素来理解。但是,过去对同样条件的其他因素不大重视,仅把法意识作为争论的对象。所谓“条件”,是指各个时期     

商鞅论法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取得显著成效,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强的国家,并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不仅是先秦法家中最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卓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总结前人法治思想和变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论法制度

法不是单一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庞大的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社会体系。在法的内在结构中,法制度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把法规范比作法的细胞,法原则比怍法的筋络,那么,法制度就是法的骨骼,它支撑着整个法的有机体。因此,对法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法的阶级性

关于法的阶级性问题，是法学界讨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过。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当作政治问题来批判，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这个基本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当前在法学界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讨论的很热烈。这不仅是原来讨论的继续，而且结合新时期的特点使问题讨论的更深入了。我认为只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谈一点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论法的本质

<正> 一法学领域不仅始终面临着如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问题,而且,就我国的法学研究现状来说,还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的社会生活问题。只有认清和掌握了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以及其与法的关系,才能自觉地使法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在思想的各种方式的表述中,不管是学术讨论还是问题争论,最保险、最省力的莫过于粉饰现状和千百遍地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了,如果说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那     

论法的群体性

法律是通过公共言说积累下来并借由语言表达的共识,故具有语言的特征交流性;法律包含对善的规则和实现善的程序这两个内容,而辩明“善”的唯一途径是自由言说的交流。法律本身的特性与主要构成内容的要求,促使各单个法律规定或各个法律体系在各自中的不同阶段及相互之间存在不同层次的交流需要。这种“交流”产生类似“言语行为”的效果,当“效果”规模达到一对话系统的积累程度时,新的共识便形成,新法也由之产生。虽然法律的这种“交流”行为是必然的,但“交流”的规模不是普遍的,新法的催生必须依靠话语对象,它们要具有催生新法所需的“规模”,这便是所谓的“法的群体”。法律们一旦形成“群体”,这种“群体性”就会对新法的产生起到作用。     

论法的精神

法律是国家制定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规范人们的补会关系和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证人们有序地生活。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要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法律的前提是让社会成员知法懂法，如果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怎么能要求人们遵守法律？     

论法与法律意识

法与法律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 ,是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法律意识的本原是而且只能是法律现象。法律意识的独立性 ,既相对于法律现象 ,也相对于除法律现象之外的其它现实的社会关系。培养法律意识的目的 ,主要是依靠一种进步的与科学的法律意识作为指导 ,形成正确的法概念 ,制定出一套好的法律规范与原则 ,建立一套好的法律制度 ,保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最有效的执行与遵守 ,使法的作用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论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这一术语早在罗马法中就已出现,但长久以来,法律学家对其研究仍非常薄弱,迄今仍没有专门研究法的渊源的著作,法的渊源的概念仍在争论中。所以其范围、价值也无法认清,法的渊源与其它法理学问题也无法厘清。本文指出法的渊源是法的形式的储备库,其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法律文化、社会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     

论法科学学科建设

以证据技术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法科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等因其独有的学科性质而异于其它主流学科。在满足社会对法科学及法科学人才的需求,总结、分析学科现状,提出求变之道。     

论法的量

法是基于人的无穷欲求与有限资源的矛盾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并附依国家权力而最终形成的绝对权威。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生活 ,对每个公民、组织和团体进行着权威性的支配与调控。社会生活的变迁 ,结构的重组 ,意识形态的差异 ,社会分层的变动 ,制度规范的变革 ,使整个社会处于恒动的变态之中。既然社会是个变量 ,自然调节社会生活的法律也是一个变量。它随着特定的条件增减 ,以此作为对社会变动的“内质回应”。法的量是指法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 ,是法的规模、程度以及其构成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根据…     

论法的阶级性

当前,我国法学界关于法的概念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争论的主要论点就在于:如何认识法的阶级性,即法的本质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原理还适用不适用社会主义法的问题,等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究竟什么是法的问题。     

论法制改革

所谓法制改革，是指对中国现行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制改革与我国十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它推动、保障这些改革的进行，为这些改革服务，甚至构成了它们的组成部分。     

论法的生成

法是生成的,而非单纯的国家机构单方面进行的国家立法活动的产物。法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新的法律创制出来之后,旧的原有的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还会以各种方式作用于新的法律的实施过程,从而导致新的法律的内容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在法的生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使法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成为法律的持续"再制度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国家虽然逐渐强化了对这个过程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使法律本身进一步高度理性化,但是,社会仍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素,通过法律文本的开放结构,约束着国家的活动。     

论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是刑法学界一个颇具特色的理论问题,是指表面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但最终适用单一规范,其他规范无论在评价还是适用上均被排除。法条竞合的存在,对于正确地解释立法以及正确地适用法条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法条竞合的定义、本质、形态以及存在的必要性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指导作用。     

论法的本质

继本刊今年第一、二期发表了李茂管的“关于法的本质属性的探讨”、张宗厚的“法学理论必需变革和更新”、杜飞进和汪永清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学”、郭宇昭的“法的基本概念的再探讨”四篇文章之后,这里再向读者推出杜道夫的“论法的本质”和陈桢的“生活之树和法学理论——法的阶级性及其他”两篇文章。本刊自今年初开展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以来,已经陆续接到一些同志的投稿。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和欣慰,热诚地期待有更多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见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更加深入和科学地探讨法的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