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问题之探析

知识产权诉讼中“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与现行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冲突,并具有十足的合理性。以严谨的程序与细密的制度来规范陷阱取证,不仅既有利于提升当事人权益保障水平,亦有助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被侵权公司为了获得侵权方的证据，投入数十万元，派员工在外租用民房，化名购买侵权方的产品，终于获取了侵权方销售盗版软件的证据。对于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为了获得被告侵权的证据，投入可观的成本，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但该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故对该方式予以了认可。然而，对所称“陷阱取证”方式的认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一审法院截然相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取得方式是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搜集证据为辅，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当事人不得采用侵犯他人…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浅谈“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从刑事和民事两大方面分析"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陷阱取证"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会引起诸多问题,所以是非法的。本文分析讨论了刑事案件中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并从三方面说明采用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性;探讨了民事诉讼案件中以"陷阱取证"的方式获得证据是否应予以采纳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并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浅谈“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从刑事和民事两大方面分析“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陷阱取证”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会引起诸多问题，所以是非法的。本文分析讨论了刑事案件中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并从三方面说明采用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性；探讨了民事诉讼案件中以“陷阱取证”的方式获得证据是否应予以采纳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并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研究

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陷阱取证所得证据、悬赏取证所得证据、私人侦探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应依据手段的违法性程度、有无侵犯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等区别对待,而不应一律排除。     

软件侵权诉讼中“陷阱取证”与“实验取证”的法律思考

方正诉高术案件再次提出了"陷阱取证"在软件维权中究竞地位几何这一尖锐问题.借鉴"陷阱取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分为机会提供型和恶意诱发型两种.对原告采用的机会提供型的"陷阱取证"方式应该认可,而对恶意诱发型则应该坚决予以禁止.从民事诉讼"陷阱取证"与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联系和区别、公私利益平衡、法经济学、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多个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及司法实践,对"陷阱取证"使用的对象、范围、批准程序、适用程序以及证据的效力等等,做出明确而详细规定,以科学地发挥这种取证手段的作用.我们应该将"陷阱取证"控制到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取证"水平,保证取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经济审判应当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从几年的审判实践来看,经济案件的取证工作比一般民事案件的取证,涉及面广,工作量多,难度大。目前的主要由法院取证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审判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因此,依照法律规定,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了。 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向人民法院举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补充证据,或者由法院调查补充证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就是说,当事人在     

浅谈民事诉讼非法取证若干问题

由于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存在欠缺,当事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会尽一切手段来获取利于自己的诉讼证据,由此而产生了诉讼中的非法取证行为。为了防止非法证据的滥用,我们有必要明确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以此来减少非法取证行为。同时,我们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立法中的不足,在实践中抑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悬赏取证的合法性分析

悬赏取证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证明案件事实，通过悬赏广告的形式，公开承诺对提供证据的知情人给予一定报酬的行为。该悬赏取证成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一种方式。悬赏取证行为应当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公开性、对象的不特定性等特征，其不同于收买证人伪造证据和证人补偿制度。     

论诱惑侦查之证据的运用

本文探讨了诱惑侦查之证据在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司法证明环节的合法性要求,认为诱惑侦查人员取证应遵守行为适度性原则,对于侦查陷阱的抗辩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兼及民事诉讼证据合法与非法的界线

本文从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问题入手,提出在民事诉讼证据合法与非法之间存在一个灰色领域"瑕疵证据".因民事诉讼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或证据表现形式有缺陷,导致证据能力待定或者证明力下降的证据.瑕疵证据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收集证据的手段有缺陷,导致证据的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第二,因证据外观形式的缺陷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据.本文还就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限、瑕疵证据证据能力的认定和瑕疵证据证明力的补强规则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悬赏证言的证据分析——以悬赏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为中心展开

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为了收集证据,利用悬赏取证的方式征集线索。对于悬赏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尤其是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实务界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悬赏方式取得的证言的证据力和证明力为切入点,展开对悬赏证言的证据分析,认为悬赏取证只是收集证据的方式之一,如果能够证明其证据的合法性,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可以认定该证据合法有效。     

论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发现方法对我国民事取证制度改造的借鉴意义

我国相关民事证据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虽然规定了当事人自己举证和法院依职权取证等两种取证方式,且我国民事相关法律对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都有一定的规定,但与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相比,在取证制度上我国仍有许多的不足和有待改善之处。本文目的在于对我国取证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研究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提出对我国取证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论美国与欧盟国家域外取证领域的冲突及其解决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欧盟国家对数据隐私保护法实施的加强,欧盟国家与美国在域外取证特别是域外电子取证领域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法院要求有关当事人提交某些证据文件包括电子存储信息,如果不予提交则可能会面临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中的制裁。如果当事人遵守美国法院的要求提交有关信息,又可能面临其本国法律禁止提交有关信息的规定,同样也可能会招致民事或刑事制裁。为此,不仅有关国家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且国际民事诉讼的有关当事人必须确定合理的诉讼策略,以防受到实际的制裁。我国应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建立完善我国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以及跨国数据流转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时理性对待美国跨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诉讼取证权:困境与出路

所谓"证据是诉讼之王",说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作为承担诉讼不利后果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取证却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造成的。因此笔者通过缺陷分析提出了完善当事人取证权的浅见。     

论卫生行政执法的“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

卫生行政执法的陷阱取证是指,在卫生行政执法过程中,当执法人员在表明执法身份、公开监督检查(也即所谓公开取证)的情况下无法取到证据材料时,通过掩盖或者隐瞒执法身份与管理相对人接触,并藉此取得管理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     

别把＂钓鱼执法＂用在人民身上

追根溯源，我们所称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刑事侦查中的所谓警察陷阱，也称警察圈套、侦查陷阱、陷阱取证，是指在侦查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取得犯罪证据，特意创造某种机会和条件，诱使、暗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或者为其犯罪活动提供某种便利，从而获得犯罪证据并缉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     

民事诉讼中律师取证的原则和方式

<正>伴随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逐步转型，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为参加包括收集证据在内的诉讼活动。律师通过积极取证，向法院展示己方主张的事实，无疑属于提供法律服务的范畴，律师的有效取证也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效果。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证据的收集与整理。     

公证与律师在保全证据领域的合作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原则已由法院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从各地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由当事人或其所委托的律师自行收集证据,这必然导致律师代理业务中调查取证的工作量大为增加。如果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果。由此就对律师取证的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如何提高律师取证的效力,或者说,如何完善保全证据的法律途径,已经是摆在律师界、公证界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律师取证中引入公证机制,倡导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提 高律师取证效力从而确保在诉讼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