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论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模式的转型

司法过程的性质和不断涌现的现代型诉讼决定了现代法院不仅履行传统的纠纷解决功能,而且有必要承担制定公共政策的功能。尽管该功能已经引起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他们往往更加在意公共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而很少关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正当性。总结现代法治经验,无论是直接解释或创制法律,还是在裁判结果中间接表明公共政策倾向,现代法院都遵循在司法程序的轨道内制定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公共政策,不仅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而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相悖。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放弃现行的司法解释方式,在改革现行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确保其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在洁院的司法文书中直接引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在洁院的司法文书中直接引用编辑同志：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关于财产保全及申请法院执行的期限问题的规定，然而却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该法的《贯彻意见》中，分别用了六条和二条对此问题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便成为法院裁...     

论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行为属性

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在我国当前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由法院对各种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对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属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行政性、执行性的特征,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这是我国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

法律冲突是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是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考察相关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在时间上经历了动态转变过程,在对象上呈现出不同的评述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在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过程中,借助制度规则、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司法案例等基本方式,通过激活选择适用权明确权力基础、创制裁判规则强化供给、多元化司法技术应对审判压力和风险等策略选择,总体上维护了法制统一原则.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具体实践在权力基础、制度规范和程序运作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在能动主义与自我克制、原则性与灵活性、立法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理论逻辑之间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     

论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创制的形式及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和司法审查四种形式，司法解释的存在曾经有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法化的司法解释也产生了许多弊端。作为将全国法官组织起来重要手段的司法文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虽然存在着理论解释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却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被限定在狭窄的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之内，所以其作用非常有限。在进行完善的前提下，案例形式应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的较好选择。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研究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但二者的法律适用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执行地国法院享有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所涉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抗辩解释的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法院应当基于协调与衡平地方企业利益与国际商业潜在利益的立场,正确处理违悖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适用的关系,在必要情形下考量对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的保护。     

准法律推定——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中间领域

在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存在一类准法律推定,它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厅室、省级法院、检察院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某问题发布的座谈会纪要等非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推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准法律推定符合法律推定在结构和效力方面的特征,具有特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一般介于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准法律推定出现的原因有三:我国多元化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体制,更为灵活地应对司法实践中问题的需要,设置准法律推定受到的限制少,程序方面更为方便。从理论角度来说,准法律推定影响着理论上推定的分类,部分影响了从事实推定到法律推定的演进阶段,对于完善推定的规制具指导意义。     

我国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中公共政策的运用

公共政策是一国法院用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出发,提出了我国适用公共政策的具体标准,以便我国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更好、更合理地运用公共政策。     

关注

最高法连续发文力推司法公开 司法公正应当是“看得她的公正”,司法高效应当是“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应当是“被认同的权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审判公开中提出的。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司法公开三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义于2009年出台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对司法公开的六个重点环节提出具体要求。六个重点环节是：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2010年,最高法院确定了25项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100个法院成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其中包括11个高级人民法院、33个中级人民法院、1个专门法院和55个基层人民法院。     

造法性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研究

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具有造法性,其原因是复杂的,它所带来的利弊是多方面的。改革的方案是,在以修法的方式确立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各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确认最高人民法院有限的程序规则制定权,其性质为授权立法;同时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程序规则建立备案审查机制,监督司法立法权的行使;禁止地方各级法院的程序规则创制权。     

改革正未有穷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大连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拉开了全国法院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幕,人民法院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结合人民法院实际,在科学总结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今后一段时间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将按照“二五”纲要有组织、有系统、自上而下积极稳妥地把人民法院改革推向纵深发展。按照“二五”纲要的部署和要求,人民法院将改革和完善执行工作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审判机构与审判组织,改革审判管理和法院司法政务管理制度,改革法官制度与法院人事制     

指导性案例:公共政策的一种表达方式

指导性案例由于特有的"应当参照"之价值,由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衍生而来的裁判规则自然拥有了一般性效力,其发布者——最高人民法院的社会功能自然得以彰显,首先形成的是司法政策,之后会直接或间接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或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即参与公共政策之决策。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成文司法解释自身弊端备受诟病等因素,以及自身符合司法权运行特质的优势,发布指导性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参与或创制公共政策的主要方式成为可能。指导性案例对公共政策发挥影响力,可以作三维度分析:最低层次为政策澄清,第二层次为政策发现,最高层次为政策制定。     

功能与结构:法院制度比较研究

法院制度的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法院的组织结构应当与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相适应。在讨论法院制度改革时 ,应当对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功能及相应的结构制度进行关联考察。现代法治国中的法院应当具有解决纠纷、配置权力和维护法律的统一三大功能 ,而各国为实现这些功能在法院结构上所做的制度性安排 ,可以为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1.2011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法释〔2011〕11号3.自2011年5月16日起施行为了规范委托执行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公开的现状及建议——以萧山法院为样本

执行公开是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确保执行公正、阳光司法的重要措施,但也是法院司法公开工作的重难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萧山法院为100家司法公开法院之一。本文即以萧山法院近几年的执行公开工作为样本,以调研、总结、交流等方式获取信息,从执行立案公开、措施公开、听证公开等方面阐述现状,从中发现问题,进而分析目前困扰执行公开推进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建全司法辅助制度、建立执行案件短信平台全程告知制度、完善浙江法院网案件信息查询系统、扩大宣传力度,加强监督强度等司法建议措施,以求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公平进步。     

中国法院的政治性职能

黄韬在《社会科学研究》撰文认为。承担政治性职能是现代法院的一个普遍特征，中国法院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也积极主动地发挥裁判案件之外的功能，只不过我国法院在实施公共政策方厩的作用通过显著的“中国特色”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政治性功能集中表现为在裁判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行为过程中融入政治性的原则和标准；其二，政治性职能发挥的载体主要是法院制定的解释、批复、通知、调研报告等；其三，     

优化法院内部职权配置的空间与向度

本文所称优化法院内职权配置,是指在现有司法体制条件下,调整法院内部机构的职能分配,从而达到更好地实现司法功能的目的。〔1〕相对于实现司法功能的目的,法院内部职权配置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发挥作用,因为它取决于法院体制、法官制度、法律体系、诉讼程序等更深层次的因素。讨论优化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应当将这些更深层次因素的现状作为前提,否则就会偏离讨论主题,这也决定了优化法院内     

法院收费问题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司法公正、司法腐败、司法改革等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法院收费制度不改革,司法改革就难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预期目标,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收费的合法性问题法院的收费有法律依据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制定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印发各级法院执行。简单一看,法院收费有法律依据。但仔细分析,法院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