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刑事司法解释的检察监督

对司法解释进行监督是检察院的法定职责。加强对司法解释的检察监督对于规范司法解释权的运行、维护法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完善《监督法》中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司法解释制定过程的监督，建立健全对司法解释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保障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司法解释的定位研究

司法解释发展至今,其"立法化"倾向日益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抽象解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凸显。因而要进行司法解释改革,在制度上确立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并立,并同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法律地位,废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确立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的制度;区分不同的解释情形,不同的解释内容,实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我国司法解释现状研究

从理论形态上说 ,我国司法解释属于权力模式 ,这不同于西方现行的手段模式。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改革也取得较大的进步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规范性、公开性、程序性和说理性都有明显的改进。但现阶段我国司法解释问题既存在合法性不足、司法解释权与立法解释权冲突以及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冲突等体制上的难题 ,也有司法解释的规范性、公开性和说理性不强等技术上的问题。我国司法解释进一步的改革 ,既要立足于我国的现实 ,又要顺应时代发展 ,在整合现有资源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从而使我国司法解释在权力模式的基础上 ,具备手段模式的合理内核。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限制合理性的实证研究——以C市两级法院数据取样为基础

我国司法解释将非法占有性财产犯罪损害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提起范围之外,然而司法解释不等于任意解释,限制理由应当合理合法,不能简单以诉讼便利为由超越立法解释。理论界对司法解释限制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合理性论证有二:一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增多,超过立法者预期;二是限制措施实施后,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率降低,到达限制预期。因此围绕前述两个论证,研究其是否具备足够的实践资料支撑实有必要。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     

浅论司法解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一直存在可能的司法解释传统,并已建立现代的司法解释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与西方的司法解释制度的内涵不同,同时出于对权力滥用的警觉,导致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深受质疑。但司法解释制度弥补现实立法不足的功能却要求司法机关在被动、消极裁决的同时能动地进行司法,在完善司法解释制度的过程中对司法解释的空间进行必要的拓展。     

阐明权的司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类似＂告知＂、＂说明＂的条文有多处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司法机关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法官行使阐明权的法律制度。文章对阐明权的行使范围、原则、方式、阶段和不当行使的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权力本位:司法解释权运行状况之分析

中国司法解释权的运行具有明显的权力本位特征:强权、越权和集权。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奉行权利本位;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制约;在权力意志与审判经验之间,注重知识积累。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

最高院司法解释应包括规范性司法解释和个案性司法解释。法源不同于法律形式。司法解释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填补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立法性”司法解释,是审判实践或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最高院司法解释在我国是一种正式法律法源。在认可司法解释法源地位的同时,要处理好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关系。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之弊端

我国目前的刑法适用体制呈现出“立法解释十分薄弱,司法解释异常繁荣,自由裁量受到限制”的不和谐局面。刑法司法解释权无限扩张,司法机关借“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损害了刑法典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破坏了国家机关权力分配机制,妨碍了对人权的刑法保障,对司法解释的过分依赖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盗窃罪中有关累犯适用法律的思考

科学的立法是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保障。刑法关于盗窃罪中累犯的法律适用规定与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文章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标准，通过对刑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分析，提出建议修改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合法性“之思考

在我国客观存在着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司法解释,对于这部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和效力,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笔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及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提出对这部分司法解释应予以肯定。     

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评价与反思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其缺陷,本文分析了现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规范的司法解释制度的设想。     

我国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及运用

我国的法律体系尚在完备之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处于法治化的过程之中,司法解释存在的意义更加突出。然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在司法解释规范化、法制化的过程中,应该首先确立我国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保证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准确性、适势性和适用性。我国的司法解释应该依法解释,并严格忠实于其本法;运用科学的解释技术,及时、适势,并以法内的灵活度作出解释;同时也应将合适的政策调整方式通过司法解释,及时地上升为法律规范。     

未成年人判处罚金刑的理解与适用——评高法2006年法释1号解释的缺陷和不足

2006年1号司法解释虽然从保护未成年人和便于未成年人罚金刑执行的角度,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予以了明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具体表现在,个别条文用语脱离立法现状,对垫付人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对其他人垫竹罚金的,不应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趋势探析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适用解释机制中，刑法司法解释渐成一种“立法化”的趋势。阐述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刑事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表现以及如何化解这种趋势几个方面，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保障刑法的正确适用。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混乱现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演进过程的考察,发现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配置格局一直存在立法格局和实际格局两张皮。立法格局“束之高阁”,实际格局“群雄逐鹿”,这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自始至终的痼疾。     

司法解释规范化:从形式到实质

司法解释规范化之目的不仅是为了对司法解释活动进行程序性约束,更是为了对司法解释进行实质性控制,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司法解释规范化包括司法解释的条件、依据和对象等形式性规范,以及司法解释目的正当性和内容合理性等实质性规范。司法解释规范化目的之达成,除了需要制定外在的形式性规则予以规范外,必须通过内在的实质性规范加以保障,从形式规范走向实质规范是实现司法解释规范化目的之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