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不是“法“吗?: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立场审视习惯法

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立场上,认为习惯法是客现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给予习惯法以合理地位,否则会造成法治资源的垄断与霸权,不利于法治建设。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

本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习惯法争议的几种观点,提出和赞同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文章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东进行了分析。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

本文从民族心理和社会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探讨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之所以在本民族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某些场合“抗衡”国家法,对其民族具有更大的约束力的一些原因。     

试论国家法对习惯法的选择

在一国之中，国家法和习惯法并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存就会存在冲突，冲突导致选择。任何选择都不会是任意的，选择就应遵循某些原则，这样才能使法制达到一种平循稳定的状态，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文从国家法对习惯法的选择出发，试图寻找在选择中某些“一以贯之”的原则，以指导选择的顺利进行。     

习惯法若干问题浅议

本文针对习惯法不是法的看法,从法律多元主义的角度提出习惯法是法的主张。文章认为,习惯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习惯法的存在和使用无碍于民众对国家法的认知,不会影响和危及国家法的实施。文章还从实证分析和社会调查的材料中提出不能用习惯做法代替“习惯法”,必须正确处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     

彝族习惯法简论

彝族习惯法作为我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调节机制和手段,至今在彝区仍然存在和有效运行。什么是彝族习惯法?它是不是法?与国家法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其主要内容是什么?研究它有何意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彝族习惯法,正确处理好它与国家法的关系,从而促进彝区的民主法治建设。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与衔接——以黎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内化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系和生存土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轻视。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而这与现存的国家法之间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通过列举其在纠纷冲突中的表现,探寻其中缘由,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失范与衔接,以求促进黎族习惯法与华夏法文化的交融。     

继承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对话与思考——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回避的。作为主要在民族地区适用、调节其社会关系的秩序规则．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源远流长,影响深厚,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从习惯以及习惯法是法制的基础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特性角度看,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同时存在较多的冲突。在国家法治推进、二者冲突难以避免的现实情况下,一个实现二者对话的制度安排是绝对必要的。文章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例对于民族地区的习惯法文化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浅谈,认为应该通过民族立法解决二者间的关系。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赔命价是人类社会早期盛行的一种以赔偿方式解决命案纠纷,并在受害人家属和侵害方之间达成和解的习俗.我国藏族地区赔命价的历史悠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民族心理等因素,赔命价习惯法在与国家法的博弈中,虽然处境尴尬却充满活力.司法部门的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摒弃赔命价习惯法的弊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协调,以发挥它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土家族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基于湖北红烈村土家族的调查

习惯法是土家族乡村社区秩序的主要制度来源，当土家族社区的社会基础发生变迁后习惯法秩序维系能力就会下降，如果国家法律不能及时维护秩序的稳定将会导致土家族乡村社区出现秩序混乱。在建设新农村的制度转型期，需要保持和继续发扬土家族习惯法的稳定秩序的价值，同时通过积极的行政行为和法律传播活动使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紧密衔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5·12”地震后羌族婚姻习惯法变迁

羌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的民族．现在主要居住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等地。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户籍登记为羌族的人口约为32．65万。在2008年“5·12”特大地震灾难中,羌族人口损失将近10％。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以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案拜为核心的民事习惯,婚姻习惯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5·12”地震后,羌族人的婚姻习惯法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形式到实质都更加符合国家法的理念与要求,这无疑是羌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     

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法律文化符号,其所蕴含和表现的可能价值与国家法之间并无实质合理性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而其形式合理性方面的外在冲突可以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实施能动主义、国家法的漏洞补充和健全完善相关立法予以消弭,同时完成和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认可和确定。     

西部开发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西部法治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探讨西部大开发法治,应当在“法律多元”的名义下进行讨论,详细分析国家法缺失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意识的价值。     

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的贡献——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青海湟中县为例

将民族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衔接和融合,既是少数民族地方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民族环境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具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环境习惯法可以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来源,并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同时能够弥补环境立法的空缺。     

尊重民族习惯法 构建国家法与侗族婚姻习惯法适用良好互动的思考——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乡和林溪乡的调查报告

解决好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有必要了解在司法实践中对侗族婚姻习惯法的宽容和合理利用,以此改善民族地区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及社会效果,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亲合力。本文结合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和林溪两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就实现国家法和侗族婚姻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互动作了探讨,以期为促进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研究究竟是干什么的？它对我们组织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学者们闭门造车出来的，还是社会生活秩序建构的内在要求？本期刊出的李学兰君的文章《从功能与意义视角看民间法研究》，借助对近些年来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梳理，阐述了学界对民间法研究之意义和功能的看法。作者把研究的触角置于在民间法和国家法二元存在的秩序构造背景下，学者们对民间法研究的不同态度：站在国家法立场研究民间法的学者，自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法对民间法的认可上了。其结果还是强调在国家法统领下的民间法。相关的秩序模型也就可想而知——社会秩序的构造仍然只能是在国家法许可范围内的产物。可以用当年我们习用的筐和鸟的关系作比喻：国家法是个“筐”，“民间法”只是“筐”内的“鸟”。而站在社会秩序自生自发构造的立场上，则民间法自身就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社会秩序形成模式，不论国家法授权与否，一个特定的社区往往以其固有的民间规则来构造其秩序。     

习惯法的地位

习惯法不同于习惯,也不同于民间法,只是民间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不同,习惯法的地位也不同。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取得了国家法的地位,但这里的习惯法不是指作为规范的习惯法,而是作为待证事实存在。作为辅助地位的习惯法是国家法的补充,与国家法并行不悖,但一般存在于法的放任性调整领域。还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战胜了国家法的强制禁止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强势与习惯法的优先适用不同。但是面对这种强势的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冲突,人们应该如何选择却是一种困惑。     

边疆民族村寨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解读——来自滇东南的两个民族村寨个案研究

文章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两个民族村寨为调查对象,运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进行比较性研究。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应增强国家制定法的亲和力,加快国家法本土化步伐;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加大地方投入,增强国家制定法的控制力;以变通条例、村规民约为载体,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对话。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近年来,作为非正式规范的民间法类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研究反衬出对正统国家法的考量。民间法和国家法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规范知识系统,虽然是处在国家法的强势遮蔽下,但民间法从来都不是无可作为的。它根植于一个情理而非法理的社会之中,在这个“情理社会”里,维系人们的往往是充满人情味的鲜活的传统、伦常和礼俗,民间法正是以这些传统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法形成博弈。如何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形成沟通与契合,是中国法治话语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国关于民间法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科性思维,不如说是一种法学研究进路的展开,对提升我国的法学研究的层次水平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曾追问什么是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对世界有什么贡献?靠理论和制度移植“发达”起来的当代中国法学自然无法回答这些提问。原因是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学理论产品,自然很难对世界有所贡献。藉着民间法研究这一进路,也许会对开拓我国整体法学研究有所启示,我们可以从中预期中国法学的未来景象,那就是用根植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学流派理论贡献给世界。本刊开辟“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并邀请著名法学家谢晖教授做专栏主持人。意图在于提供一块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理论探讨的平台,荟萃这方面精深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尽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