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回避制度的改进探析

在改进我国刑事回避制度时,整体回避问题宜通过管辖变更制度的完善来解决;申请回避实施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可通过借鉴无因回避制度来解决;违反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规制问题要坚持区别对待的立场。     

论刑事诉讼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明确的回避主体是具体办案的个人,并未要求具体办案机关整体的回避。确立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的客观需要,更具有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应将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办案机关纳入刑事回避的主体范围,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予以适当规制。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于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尤为重要。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针对目前我国相对严峻的治安态势和整体犯罪趋势作出的一个及时、理性的回应,是一次在刑事法律功能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深入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法理基础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对于加快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峡两岸刑事回避制度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规定了刑事回避制度。但是,在回避适用对象上,大陆刑事回避制度适用得更为广泛;在回避事由上,台湾刑事回避制度更为全面、具体;在回避程序上,台湾刑事回避制度体现了诉讼性的特征;在回避裁定的效力方面,台湾刑事回避制度更是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其中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刑法司法中实质理性的实现

刑事立法将实质理性转化为形式理性,因此刑事司法中应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但鉴于形式理性之法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故在刑事司法中决不能放弃对实质理性的追求。三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过程中都在追求和实现实质理性,只不过其方法或途径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有其独具特色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制度,大陆法系国家有其别具匠心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社会相当性理论,我国则在犯罪概念中明确规定了但书。     

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有利于缓和冲突.然而,由于刑事和解内在的缺陷以及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完善,刑事和解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我们应当构建符合理性要求、良好运行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

首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来讨论刑事和解这个问题?当前在刑事和解的试点中,各地检察院都是很谨慎的,一般仅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适用刑事和解.我们可以把刑事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诉案件,一类是公诉案件,这个分类是比较周延的.如果刑事和解仅仅局限于自诉案件的话,那么探讨刑事和解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自诉案件本来就是可以调解的,和解制度本身的内容可以在这个框架内来建设.而如果将案件的范围扩大到公诉案件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基于此,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宗旨、出发点就要做相应的调整: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为今后的制度完善创造条件、打下基础的,我们很难说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法律基础.     

价值与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构建探析

以非法方法收集之证据的效力问题在刑事司法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认识与规则限度之选择.在当今日益彰显人权保障的国际刑事司法大背景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也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探讨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探讨／姜小川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与案件或者案件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的侦查、检察和审判等人员不得参加对该案处理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旨在保证刑事诉讼的客观、公正进行。本文试就这一制度中亟待完善的几个问题作如下探讨...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配套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欣喜于找到一项促进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新举措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地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定名问题的思考

人的理性对具体案件作用方式的不同,是划分人类诉讼制度史上三大证据制度的标准.顺着这一思路和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这一命名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和推进刑事司法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机制之构建──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制度框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为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然两岸司法互助关系主体的高层次性、职权配置的差异性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是目前刑事调查取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岸在刑事调查取证方面可分别从简化联系程序和强化协助调查取证效力的两个方面就关于紧急情况条款的便宜主义适用、检察官介入的证据形式补强方式以及证据制度妥协等机制进行构建,使其执行得以真正落实。     

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     

妨害公务罪的司法适用

由妨害公务罪的刑事立法及其所对应的前提法所决定,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并非学界通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抑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是依法进行的国家公务活动或者国家公务活动的辅助延伸。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务活动适法性的判断,应与行政法的机能及其规定保持一致,只要依照法定程序表明公务身份,且在该身份所具有的一般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活动,即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现行指定管辖等管辖变更制度与回避制度的并行不悖,足以确保妨害公务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因而侦查整体回避等整体回避的概念和制度,实无引入我国的必要。至于遭受妨害公务行为侵害的公务活动的执行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司法人员主持下进行刑事和解,则视案件性质是否发生转化而定。     

浅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并最终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而达到自我完满。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掉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国家和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和供求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制度的变迁，形成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形式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完善刑事诉讼法官回避制度之思考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永恒话题。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法官回避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 ,但存在不少问题。笔者从完善刑事诉讼法官回避制度的角度 ,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议 ,以期达到为实现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做出微薄贡献。     

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立法探索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理基础在于国家责任.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性质既有司法属性,又有社会保障属性,在地方立法中应当立足于"救助"的社会保障属性.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框架包括救助的原则、对象、程序等方面的内容.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理性与儒家思想

如何回应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高度复杂性所提出的挑战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工具理性因其高度形式化和对确定性的过分执着而难免捉襟见肘。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理性和权变理性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们超越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二元对立,既不是所谓工具理性的,也不是所谓价值合理的,更不是被情感和传统所盲目左右的,而是在一种普遍公义和推己及人的博爱视野中,兼顾情感与传统要求的、追求适度与恰当的社会关系形态的理性。区别在于,权变理性超越了礼制理性追求相对确定性的制度局限性,从而试图以一种彻底的天人合一的方式直接面对那个变幻莫测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