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否为民众满足其安全需要提供有效的条件,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又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党和政府只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减少民众的风险和促进风险分配公正,才能巩固与拓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心态视角下警察网络公信力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民众社会心态是有效解读警察网络公信力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当前,民众社会需求满足感基本能够实现,民众负面社会认知和评价仍是警察网络公信力的阻力,公众积极的社会情感有利于提升警民合作,民众社会价值观会影响警察公信力水平。调查结果表明,民众社会需求满足感、民众社会情感、民众社会价值观显著正向影响警察网络公信力,而民众负面社会认知显著负向影响警察网络公信力。应提高民众需求满足感,提升警察网络公信力;强化公安监督,破解民众负面社会认知;培养公共精神,凝聚社会共识。     

新时期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思维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频发时期。正确看待新时期的社会冲突是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前提。解决社会冲突应从促进社会公平、增强干部的责任心、培养政府高度智慧的冲突处理技巧、提升公民参政议政水平、稳定基层政权、为民众提供权威的司法救济渠道等多方面着手。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利益表达和协调作用

在现代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已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非政府组织作为维护社会民主秩序、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制度来源,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利益多元社会中民间诉求的组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作为民众自愿性组织,在民众利益表达,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协调社会各群体利益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党社会动员指导思想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深刻认识到民众社会动员的重要性.但是国民党的民众社会动员,始终以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其民众社会动员的指导思想执行的是伪三民主义,并始终贯彻片面抗战和攘外安内交错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和制约了国民政府民众社会动员运动的发展,从而也导致了国民党社会动员的彻底失败.     

国际社会怨恨心态演变规律

当前的社会动荡事件,社会普遍认为是民众怨恨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再度招致民众怨恨,进而生发更强烈的社会动荡,它们互为因果,相互借力,互为前提,如此恶性循环     

构建人民群众有序有效表达诉求的平台

如何畅通民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关注和及时回应民众诉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高度重视并且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应当着力构建人民群众有序有效表达诉求的平台,积极创造条件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努力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应有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典型做法探析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得到了减缓;通过采用妥协退让的灵活策略,使激烈的劳资矛盾得到了较好缓解;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保障,使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通过关注分配的社会公平,使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得到了缩小;通过扩大民众的社会参与,使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增强。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我国社会冲突管理目标的动态调整及绩效分析

"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众权益"、"维护社会安全"是我国在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冲突管理准则,客观地评价其管理绩效,进一步升级社会冲突管理理念,优化转型后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是我国转型和发展的需要。只有走出狭隘的"维稳"思路,牢固树立社会安全理念,积极维护民众和政府的权利,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快速发展。     

公安机关健全完善化解民众不满情绪及社会矛盾长效机制之探讨

民众不满情绪是一种以抵制对抗为主的逆向社会情绪,它与社会矛盾相互影响,推波助澜,对社会稳定形成现实危害,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公安机关健全完善化解民众不满情绪及社会矛盾长效机制,应着力完善社会表达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社会调解机制、社会引导机制和社会危机处置机制,标本兼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努力。     

从风险社会视域论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即风险的时代,必须正确理解风险及社会风险的内涵。社会思潮本质上是一种民众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使得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容易被误导被操纵,从而给社会发展带来失序的风险。在社会思潮激荡的今天,极有必要通过正确的途径积极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防范源自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风险。     

促进和保障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价值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以前,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群众来说,真正的、普遍的公平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和保障真正的、普遍的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要经历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逐渐发展过程。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尽最大努力不断促进和保障公平正义。     

虚拟社会的法治路径分析

虚拟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民众提供了更有效的法律监督和民主沟通手段,同时由于虚拟社会自身的缺陷,也给现实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法律视角界定了虚拟社会主体的法律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的边界;分析了虚拟社会主体的特点和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阐述了虚拟社会自身的善治需求及其重要性,以及法律监督对完善虚拟社会的必要性;提出了虚拟社会的法治路径,即要拓宽民众诉讼渠道,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并通过立法和行业自律来弥补虚拟社会自身的缺陷。     

两岸社会统合趋势下台湾民众政治认同问题的思考

随着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两岸社会统合的发展趋势逐渐明朗。然而,在此过程中台湾民众政治认同走向却呈现复杂的变化。考察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转变,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入手。除了在政治层面透析台湾民众政治认同转变之外,也应在社会层面洞察影响台湾民众政治认同转变的社会心理背景。同时,透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乃至心理的分析视角,全面把握台湾民众政治认同转变的多维脉络,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台湾民众政治认同问题的必由之路,除了在政治层面着手之外,也应从社会心理的发生机制出发,通过调动社会、文化、历史层面的各种积极要素的全方位支持,达到预期目标。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强调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战略部署寄托了亿万民众的新期待，凝聚了执政党的集体智慧，让人心里更加甜美，精神更加振奋。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特征及治理方向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和民众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更加重视,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应在把握民众社会心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细化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情感治理。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既不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也不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应着力提升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着力突破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主体-场域”模式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要以民众为中心主体,以作为价值主体的民众的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为重要线索,以引领社会思潮的良好"场域"建设为重点任务,紧扣认知、认同和践行三个关键环节,为民众形成正确价值观念、消除社会思潮影响营造良好的社会空间系统,从而引导民众通过自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完成引领,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认同者和实践者。     

我国社会心态的新变化与应对——基于三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报告

当前社会心态呈现了一些积极特征：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第二，社会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第三，社会信任也呈增长趋势，一般信任明显提升。但疫情对民众社会心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影响到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民众更加看重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表现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总体社会参与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拓展要素分析

拥有广泛而强大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使命的依靠力量,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变动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促进执政目标的达成,就必须努力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情感支撑和执政认同,持续不断地拓展和扩大社会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或制约要素包涵了多个层级和维度,它们共同交织在一起,纳入到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指标体系当中。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要素,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效实现社会整合、重塑政治权威意义巨大。     

国家形象塑造与社会认同

对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应对方式的质疑,提出了中国在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问题.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使其更是对国内民众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话语冲突、现代性和网络时代给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观,促进社会参与并重视构建青年的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