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由"政社合一"的一元管理到"乡政村治"的二元共治再到多元协同共治。新乡贤生成原因有选贤任能的历史渊源,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反哺农村的乡土情怀。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包括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返乡居住无保障,面临偏见与抵触,配套政策待完善等困境;应从科学合理定位角色,优化城乡融合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保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来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公共治理视阈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新时期中国乡村基层建制的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政社合一”的乡村基层建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乡政村治”模式体现了现代民主、自治理念,其建立过程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的实践过程,“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     

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

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论乡政村治关系的失调问题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基本关系之一 ,在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中 ,乡政村治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失调。其主要表现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人事权、财产权的干涉和对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权的践踏。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的变迁与诠释——基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看,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展,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经历了传统社会时期的地方精英主导的协商决策模式、人民公社的指令化决策模式以及乡政村治结构下的混合决策模式的历史演变。总体看来,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是＂供给主导型＂而非＂需求导向型＂,决策流程遵循的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表达路径。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解决了权力扩展问题,但并没有完成以基层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治理规则体系的建构任务。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虽然封建王朝对乡村的治理模式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如果从朝廷与乡村的关系来看,无非是对乡村资源(主要是农民和土地)采取的控制形式不同而已。以税制这一乡村资源征收的主要形式为主线,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呈现三个清晰的阶段:秦汉时期"按地收租、论户取赋"的"田租、赋税"制度,农民和土地捆绑,实行"乡官里治"的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舍人税地"为主要特征的"两税法",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轨运行治理模式,对农民和土地分别实行控制;明清时期以财产为主体、货币化征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对农民和土地大幅松绑,实行"乡绅治理"这种间接控制模式。这样的制度演变中,朝廷对乡村的管理越来越松散,但实际控制力和乡村资源的动员能力却不断得到加强。传统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也启示我们,在当今乡村治理中应大力推动基层民主自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国乡政村治模式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在中国农村凸现出来。这有利于国家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有助于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调动蕴含在乡村中的巨大能动性,提高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三农问题的稳步解决。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实际上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各种问题,如职权不清,职能错位与缺位。这会影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在体制、法律层面对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土地流转中的乡村基层政府与人情干预——基于浙北A乡的考察

农地流转在提升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同时,也成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农地流转当中,农民群体、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博弈。基于浙北A乡的实地考察发现,A乡对农地流转实行"乡-村"二级工作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地流转,但同时其自上而下传来的巨大压力也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伏笔;同时,人情干预在农地流转中起着重要作用,基层政府与乡村"威望人士"间达成默契,诱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这种人情干预导致流转补偿价格偏离了农户的心理预期,损害了农户权益。A乡农地流转场景同时也表明,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正日益渗透入农村土地流转当中。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乡政村治中的博弈:互动过程研究——对河南省汪村的个案剖析

乡政村治模式在运作中要受到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级组织中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村民及村中其它组织的关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博弈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乡政村治模式的运作状况,决定了村治的状况。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