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力量2012》——CCTV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2001年，经营中央、国务院批准，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从此“12.4”被赋予法律的含义，成为法制宣传的代名词。也是从那里起，每年的这一一在，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中央电视台都会联合推出大型主题晚会《法治的力量》。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平安金汇法治行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依法治理”需要百年乃至更长的进程。如何加强基层法治建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治文明，是当今社会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程。奉贤区金汇镇党委政府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总体要求，思在先，行在先，在开展“平安城区”建设中，法治先行，今年初推出了“法治基层行，梦圆新金汇”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宅基、模拟法庭“季季行”、法律讲堂“月月行”、普法宣传“天天行”、法律服务“社区行”、法治活动“村居行”和普法资料“家庭行”“六行”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天候的立体式法制宣传，成效显著，值得借鉴。     

实质法治观视域下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

法治绩效考核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当前的考核在法治理念和制度定位上存在重形式而轻实质的倾向，呈现出指标失灵和数据失真的双重困境。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应秉持实质法治论，在体现形式合法性的基础上，将法治的内在价值运用到指标设计和考核机制中，改造“锦标赛”体制的弊病，实现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强化法律监督主体的考核主体地位，探索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良性互动的考评体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重视考核与监督整改的有机衔接，将考核的客观结果转化为可以推动法治建设的组织力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人们对这部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的行政法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切是非利弊归根结底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现状在该法中的投影。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服务行政”在法律上找到了依据，为“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法律支撑。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指明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使命和中心任务，而且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法治保障，具有重大意义。要毫不动摇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法治轨道”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迎接中国新“法治时刻”的到来

党的十八大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外，明确提出了“法治社会”的命题。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行政

2012年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也是“依法行政”正式提出20年。党的十八大将“依法治同”方略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2年12月4日，新当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科学论断。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法治方式”对中国的冲撞及其反思

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谈论涉及很多领域，法治方式在功能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法律、法治的工具属性，各种主体都可以运用法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基于对法治的不同理解，在行为上就表现为各自追求的“法治方式”。经过法治论者的多年呼吁以及法治本身所显现的魅力，人们对法治达成了宽泛意义上的共识，在中国初步形成法治思潮。但是，人们所认同的只是高度抽象的法治内涵，在法治概念的外延方面还存在着太多的选项，以至于法治像法律一样，也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对“法治方式”的不同理解，在官民思想和行为中造成了很多的冲撞，甚至出现了以“法治”的名义挫败法治的负能量。如何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减少法治实施过程中的负能量，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法治现象开展深入研究。     

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程

1979年，以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法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想设置多年的禁区，首先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在这以后20年间，中国法学界出于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和宣传法治理论，掀起了三次法治讨论高潮，推动和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元宇宙”时代：科技革命与未来法治

信息化技术带来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迎来了新一轮的飞跃。区块链产业尚方兴未艾，“元宇宙”概念已悄然而至。随着国内外各互联网领头企业的争相入局，“元宇宙”不仅为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方向。鉴于此，“元宇宙”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研究成果中，存在研究视角片面与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与“元宇宙”本身的未来话语体系无法对接。这就需要首先从历史深层全景与当前历史殊相的视角出发，把握“元宇宙”与法的整体关系，尤其与法治的整体关系。那么，当前应从“元宇宙”的法治基础、法治挑战与法治模式三个层面出发，从整体上把握“元宇宙”时代的未来法治场景。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探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并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无论是法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都要求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因此，对法治文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解构其实质内涵，对于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推进法治建设尤为重要。     

打造法治政府 建设和谐社会——法治行政、法治政府的法理思考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以来，“建立法治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话题，一直激发人们孜孜不倦地去探寻其庐山真面目。本文试从法理学角度探讨法治行政、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