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者的立宪共和思想论析

美国《联邦宪法》制定与辩论过程中,“共和国”及其制度内涵是当时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极为关注与针锋相对的核心问题.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①在系列文章中,阐述“共和国”的制度时表明了“共和主义”立场:“间接民主”优于“直接民主”,承认公民“美德”和“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同等重要,都需要政府保护；同时,联邦主义者将法治、共和、代议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核心概念融为一体,实现了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宪政自由主义改造.     

试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思想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从思想理论上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广泛的动员，启蒙思想家对古典共和主义遗产的清理和近代共和主义的论述为法兰西废除封建专制和建立共和国提供了思想坐标，而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共和思想尤为重要，对法兰西的共和实践和共和探索有很大的影响。     

试论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

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是当时欧洲世界的中心,与经济文化方面的活跃相比,共和国在政治上相对沉寂,显示出明显的贵族化集权趋向。但是在共和主义传统影响下,佛城集权政治保留了共和制形式,维持了个人与集体、共和与专制之间的平衡,保持了社会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对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应当从两方面评价,一方面专权政治孕育的个人专制的萌芽,是佛罗伦萨16世纪以来共和主义危机、共和国覆亡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相对集中的政治对共和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正义思想

多元文化是对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事实性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涵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族群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其二是一项处理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矛盾、追求各种文化和族群和谐共处的具体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强调集体权利,这是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至上的主张明显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所要求的是一种居于群体权利之上的正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承认正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共和主义对早期马克思的影响研究

古典共和主义对政治领域的普遍性,政治生活的目的性价值以及公民美德的强调影响了早期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使他持有一种积极政治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克思对君主制、特权政治以及现代国家的批判,清楚地阐述了古典共和主义所提倡的基于理性参与美德的普遍性国家;其二,马克思早期的某些政治理念从正面阐述了古典共和主义的范畴。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近代国人对于共和在认识上的误区

自近代以来,政体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各派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在一场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的较量中,共和主义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取得了胜利,并且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中政体问题的惟一选择。但是,由于对共和的认识存在误解以及缺乏实行共和的基本条件,近代思想家尤其是辛亥革命所推崇的西方式的共和思想并没有真正在中国实现,而是在随后的政治发展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和转换。近代中国共和主义实践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国人对于共和在理解上的误区也成为共和主义遭遇挫折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对于共和与君主立宪的关系认识不清关于共和主义,…     

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何以可能——读《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在一些西方国家,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少数群体在文化发展、政治权利等方面提出更多要求,因之出现的族群文化冲突已成为"世界各地政治暴力最常见的根源,而且没有减缓的迹象。"①与此同时,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中,普遍主义的人权理论忽视了少数群体的差异权利诉求,难以有效应对少数群体权利问题。     

谈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造运用知识财产的基本制度。而在知识产权法律属性的界定中，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和知识产权自然权利主义一直是争论焦灼的两种观点。本文对这两种观点都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并从知识产权的产生，知识产权的理论建构，知识产权的实践层面论证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认为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法定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双重属性，是一种在不同运用或解释框架之内两种属性接替出现的一种权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支付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方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政府另一方,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便利和調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國之間的直接付款,達成協議如下:第一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国境內居住的自然人、法人与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境內居     

民主及其对现代政治的形塑

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是民主共和国,它在西方是由民主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代议制等要素相互融合的结果,而民主是其重要基础,对于塑造现代政治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直接治理国家,但是其所具有的强烈平民色彩使其长期被视为基于人数优势的平民暴政。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工人阶级运动造就了民主的复兴,推动了民主要素在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中的扩展,民主本身也受到相应的制约,由此形成了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形态。民主的巨大贡献在于不仅为弱势群体争得得了基本人权,而且为现代政体赢得了广泛的合法性。     

青年农民工的“中国梦”——权利诉求结构及其差异分析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权利诉求是底层"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满足青年农民工的底层"中国梦",就必须对他们的权利诉求进行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对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的调查分析表明,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呈现出实用主义和理性化的特征,且不同权利诉求的紧迫性不同,呈现出层次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了解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结构性特征及其轻重缓急的基础上,应分主次、有重点和有次序地满足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从而提高政策实践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苏丹共和國政府貿易会談公报

中華人民共和国貿易訪問团团長叶季壯在訪問苏丹共和國首都喀土穆期間,同苏丹共和国工南供应部部長易卜拉欣·阿尔·穆弗蒂、財政部部長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就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苏丹共和国之間的經济合作和贸易关系举行了会談,广泛交換了     

弗格森的自由观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之一的弗格森那里,自由问题也是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总的来说,弗格森的自由观更倾向于积极自由式的自由观,他的自由观与共和主义思潮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有相当的距离。     

中外司法鉴定人制度比较研究

司法鉴定人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选任合适的鉴定人。英美法系一般采取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大陆法系多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的诉讼地位,英美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视为证人;大陆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与证人区别对待,诉讼地位高于证人。鉴定人资格,英美法系采用鉴定人主义原则;大陆法系采用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英美法系采取事后审查方法;大陆法系采取事前审查方式。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归于证人,权利和义务都包含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基本上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资格采取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未制度化,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我国的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人制度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

本文认为把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归结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易使人们对中西方的人性观及其差异产生简单化、表面化、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本文认为中西方的人性观的差异,与其说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不如说为一元和谐论与两元对立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级主义与平等主义、泛道德主义与自然主义、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之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贸易会谈公报

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訪問团团長叶季壯先生在訪問埃及共和國期間,同埃及共和国工商部部長穆罕默德·阿卜·努賽尔先生在誠恳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关于發展中埃兩國貿易关系的会談。在会談中,双方一致对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國政府之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关于簽訂民用航空运輸协定的公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民用航空代表团在真誠友好合作的气氛中進行了中越民用航空談判,根据談判的結果,1956年4月5日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民用航空运輸协定」。     

西方权利发展背后的伦理因子

权利发展与伦理变迁息息相关.西方权利发展的历程--从等级权利观到平等权利观、从神学权利观到世俗权利观、从自然权利观到实在权利观、从集体权利至上到个人权利本位,无一不烙有伦理变迁的印记.西方权利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伦理变迁的历史.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就有什么样的权利观.权利现象的不同历史类型,实际上也是伦理观的不同历史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