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女性新市民的城市融入:社会政策的视角

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市民化的政策路径,也使农业转移女性人口群体的城市融入出现新的趋势与特点。文章基于新的时代背景,聚焦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女性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这一群体城市融入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探讨促进女性新市民城市融入的现实路径。     

多措共举破解“新市民”住房难

解决"新市民"群体住房难问题是当前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任务。其中,城乡和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导致"新市民"住房难的制度性原因,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房价收入比过高是其中的经济原因。要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难问题,需要坚持"租购并举、租赁为主"的住房保障建设思路,完善"新市民"的住房金融支持体系,以及抑制房价与提高收入共举。     

保障性租赁房政策对青年新市民群体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青年人群逐渐向大城市聚集,他们在为城市注入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承受着高房价带来的住房压力和挤出效应。在"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的住房政策指引下,我国实施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作为面向青年新市民过渡期的住房保障政策,保障性租赁房为减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激发青年群体创新活力,促进空间上合理优化配置青年人力资源,为促进我国储备人才红利提供了政策保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活力释放的制度保障,也为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注入了重要制度创新源动力。     

新市民的社会管理

李培林为该书所撰《序》中介绍说：“本书以新市民社会管理为中轴展开，分析和阐述了新市民的经济管理、政治管理、生活管理和教育培训。在经济管理方面，探索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的劳动管理和劳动权益维护、新市民活跃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新市民经济的科学发展等。在政治管理方面，研究了新市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参与、政治管理和综合治理等问题。     

让新市民群体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

要使新市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政府应该更多地为新市民群体创造各种条件,让新市民能够更方便地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同时,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对其从就业观念、文明素质、法制理念、理财意识等诸多方面进行积极引导,让他们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并且从心底里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我国发展廉租住房的环境分析和对策研究

建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正式开始实施，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它将大大促进我国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与建设。本文作者经过认真分析和比较研究，就我国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工作，从基本国情、政策导向、资金来源、运作机制、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和论证。     

新潮渐起：农民工正在转变为新市民

2004年6月23日至30日,中国人权研究会调研组去上海市和江苏省无锡、镇江、常州等地调研、考察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状况。调研实践表明,这四个城市在进城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做出了可喜业绩,已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创造了良好经验,特别是无锡等苏南各地一大批进城农民工已转变为新市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地方政府的"新市民理念"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尤为喜人,显示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良好前景,展示出妥善解决城乡两元结构矛盾的一条光明出路,以及人权保障水平大幅提高的可喜状况。     

城市化进程中住房政策的产业就业效应

住房事关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住房政策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制约,在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住房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城市发展阶段和产业就业互动框架中,探讨住房问题产生动因和发展机理,有助于把握住房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并且也可以从先发国家住房政策演进中得到启示.住房政策是产业发展的延伸,可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但不适宜成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至少不适宜作为主动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提高住房所有权比率并不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政策.     

中国住房代际转移伦理分析与政策取向

本文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住房代际转移现象。研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住房代际转移现象,可视为一种社会集体理性选择。从经济伦理层面,住房对社会阶层有重要影响,这对于中国这类注重住房与高房价的社会有着重要的社会政策意义。     

流动的新市民: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现状评估

针对台胞在大陆的社会融入状况,本研究建构了一套测量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将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生活融入”“社交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含15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研究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常住大陆台胞不是“实用主义的过客”,而是流动于两岸、具有较高情感认同的“新市民”群体;第二,相较于个体心理性融入,台胞在制度性层面的融入程度较低;第三,台胞社会融入在心理和行为上呈现出悖反性。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

一、住房制度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 住房制度包括有关住房的建设、分配、交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是用来调整有关各方关系并约束其行为的规范.住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自古以来,"住"就和"衣食行"一起被列为人类的四大基本需求.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住房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住房政策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     

边缘与边缘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生活——基于浙江长兴县的实证调查

文章选取浙江长兴县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拆迁自然村,进行调研与实证性分析,认为失地农民的社会角色从农民转换到城市居民,居住形态、就业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休闲方式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失地农民存在被边缘与边缘化的现实困境,"新市民"的角色确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提出政府应为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对新市民迁居前后社会安全管理;构建和谐人居环境增强新市民社区归属感等建议。     

公租房、集租房、民租房三足鼎立：大城市租赁住房新格局

<正>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尽快解决大城市长期积累的亿万青新市民可支付住房难题，是促进我国住房健康发展、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节点。     

中国住房模式选择向何处去

1998年至今,中国住房模式正在经历又一次历史性重构。一方面,住房模式是国家能力和社会建设的体现,受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住房模式选择的结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又具有反馈影响。确立住房模式的基本概念,对国家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对国际上与我国有比较意义的三种代表性住房模式——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德国模式的考察,可以明确我国未来住房模式的关键仍是:淡化住房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是减少城市发展中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毫不犹豫地以住房民生为政策目标,大力解决城市化中的住房供需矛盾。     

公共性: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理性回归

住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公共性。但由于政府经济人理性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住房政策偏重于经济效率目标等因素,我国的住房政策缺失公共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使住房政策理性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内涵——公共性。     

中国保障性租赁房政策含义及其影响

目前,中国将保障性租赁房政策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重点和突破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中国保障性租赁房政策的出台主要源于中低收入者买不起和租不起房,主要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中国保障性租赁房政策不仅能弥补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之不足,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问题,而且有利于减少房贷风险、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但也要意识到,该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住房市场价格冲击具有不确定性。     

提高住房租赁比重是新时代所需

正《小康》杂志特别推出12城住房租赁试点经验与思路,很及时,很有必要,对各地都有参考价值。我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近40年,基本解决城镇户籍人口原来居住困难问题。居者有其屋稳定了社会与民心。同时房地产市场随着货币发行量大,需求迅速增加,房价大大高于工资收入上升幅度,让新市民难以购买商品住房,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海曙:创新“新市民”教育培训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居住、谋生创业,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加强“新市民”的教育培训是社区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广大进城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城市文明的重要途径。     

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衔接问题研究

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衔接问题突出表现为两房保障对象之间没能充分衔接和两房政策实施及监管过程相互衔接不到位。各地解决两房衔接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分为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两个方面,前者从衔接两房保障对象入手,建立政策性租赁住房新模式,形成"廉租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三层次住房保障模式;后者保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两层次住房保障模式不变,从完善制度出发,逐步健全政策,加大执行和监管力度。为了更好地解决两房衔接问题,建议从两房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管三个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制定两房政策;建立协调机制,严格执行两房政策;建立有区别但又统一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