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伴随单一主体走向多主体这一趋势以及强势政府干预模式的日渐式微和多元社会参与的兴起,多元力量纷纷要求参与到生态治理活动中来,要求改变以往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社会影响力债券:利用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影响力债券"是公共部门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的一种新型社会合作治理工具。从资源依赖、新公共管理、网络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视角,可以把社会影响力债券阐释成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多方、多层次合同,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特有的合作治理模式;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产生良性的社会影响效应,私人投资同时获得回报为目的。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和总结社会影响力债券近十年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影响力债券相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PPP模式,具有将风险从政府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更多元主体参与和评估机制更严谨等特点。社会影响力债券以其多主体合作与"共赢"模式,以项目组织方为连接中心形成协同运作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社会公益项目资金不足、资源吸引能力弱、治理绩效低、评估监测不足等问题。尽管社会影响力债券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现有案例显示,它仍存在着风险过高、项目结果不确定性大、吸引的私人投资者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社会影响力债券在风险机制、评估机制、问责制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研究和发展对各国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都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格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激发全社会文化活力、促进文化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路径建设,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公私合作型文化供给模式;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趋势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实现了权威治理向合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经历了由政府垄断向政府购买的跨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有国际经验的借鉴,也有对国内国情的分析和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考量。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着态度困境、监督困境和能力困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要坚持市场化导向、规范化操作、专业化管理的原则。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困境与出路北大核心

改进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由内部控制向外部责任转变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革的未来方向。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面临信息不对称、动力不足、渠道单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公众评价的有效性。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需要强化政务信息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公开,培育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双向动力机制,丰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形式方法,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操作细则。通过在政府治理中积极贯彻公民导向与结果导向原则,努力构建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提高。     

政府全面质量治理:新时代公共服务质量建设之道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公共服务质量建设亟待从"管理"向"治理"迈进,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构建起政府全面质量治理。迈向政府全面质量治理,符合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指向需要,有利于树立整体性的质量观,并全方位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政府全面质量治理需要跳出原有的管理主义局限,完成"五个超越"、实现"五个全面":超越单一价值、实现"全价值整合",超越全员参与、实现"全主体参与",超越流程再造、实现"全规程优化",超越统计控制、实现"全场域交互",超越持续改进、实现"全周期改进"。     

基于网络化行政的政府服务模式研究——以烟台市公共服务网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能够真正实现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政府服务模式,比如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机制,哈尔滨市的"政务超市",成都市的"一站式"服务,苏州市的"政务公告"制度等,都取得不错的效果和社会反响。在这些政府服务模式创新当中,网络平台毫无例外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的路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区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当前日益深入的由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为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东西部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区域主体偏好差异成为影响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制约因素,以西部地区三个典型区域为代表,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并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完善西部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途径以及合作的良好制度环境的构建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实现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具体路径。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基层社会管理与电子化公民培育的相互关系

伴随着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电子化＂为特征的＂电子化环境＂日益凸显,正影响并改变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电子化环境不仅为公共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为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电子化环境下,如何利用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来整合社区资源,畅通民意诉求、完善公众参与渠道,建立起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并培育出＂电子化公民＂以适应环境的要求,     

后工业化对“执行者”角色政府的挑战及转变

近代政府是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的基本框架之上的,政府被设定为执行者角色。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执行政治命令以履行有效管理社会的职能。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化进程,政府失灵的现象频频出现。当我们追根溯源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其本质原因在于政府执行者角色已经不再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治理需求,政府的存在价值已不再局限于"回应"社会诉求的层面。面对社会其他组织日渐强烈的自治行动诉求,合作治理社会的模式逐渐成形,政府的服务者角色意识逐渐觉醒,政府从执行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型是从本质上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重要方案。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精细化治理效能分析——以齐齐哈尔市为例

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社会治理的效能分析说明了多元化治理主体是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条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多元互动模式,建立起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真正的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实行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和执政理念的更新,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流程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和服务的人性化。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政府职能服务:基于体制层面的探析

政府创新可以从多层面入手,在体制层面上主要体现在结构和功能上,即政府体制和职能方面的创新。当前在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职能的创新亦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从体制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二是打造政府回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