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精神,真正要实现意思自治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契约自由的一种限制,其目的是为每个社会个体实现意思自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分析了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继而提出公序良俗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时的判断基准,最后提出对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制度设计的展望。     

公序良俗原则语境下的姓名更名权

《民法典》第八条所规定之公序良俗原则,是以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为基础,与国家及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秩序。第一千零一十二条所规定之公民姓名权,将公民决定、使用、改变或允许他人利用本人姓名之法律行为限定于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下。然而,在姓名权实际行使过程中,某些姓名诸如“招娣”“来娣”因含有传统保守观念,对姓名所有者带来严重社会负面影响;但由于其未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相关主体更名权行使过程困难重重。据此,本文以人格姓名权为研究背景,探究公序良俗原则中姓名更名权之边界。     

论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行为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民事主体经常以各种方式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例如,赠与、遗赠。但是当当事人赠与的对象是婚外同居当事人时,不仅在道德上引起了讨论,也涉及到一系列法律问题。本文试图从已采取的司法实践的做法中从公序良俗这一抽象的原则入手,分析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行为性质,法律后果,可采取的做法,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本文第一步简单的分析了现阶段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的行为,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即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从公序良俗分析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的判定的依据,所期待达到的法律效果,如何操作,及相关权利人(合法配偶)的权益方面,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民法典》中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一项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概念模糊、适用范围模糊等。法庭只是将其用作一种方法,以提高判决的可信度;在不探究其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借助于公序良俗原则而规避其对具体条款的适用。要想更好地解决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上的适用问题,需要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对其运用进行规划,并对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条件进行类型化研究。     

从婚姻契约论角度分析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夫妻忠诚协议是在离婚率在不断攀升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重大争议,全国各地法院对此作出的判决也不一致。本文从婚姻契约论角度分析夫妻忠诚协议法律效力,论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夫妻忠诚协议应具有法律效力。     

论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通行说法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个方面。公序良俗原在司法实践中则具有"双刃剑"的性质,一方面其有利于弥补法律漏洞,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公平之间的衡平;另一方面因其指导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又涉及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使其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适用存在着潜在的偶然性和危险性。     

假离婚现象研究

为了躲避债务而假离婚的现象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为了避免假离婚现象,应加大对假离婚者的惩处力度;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严格执行婚姻法确定的离婚标准;鼓励监督举报,加强媒体宣传。     

对共犯本质学说的反思

"共犯的本质"就是指关于共犯何以"共同"的问题,也就是什么要素"共同"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分歧。但总所周知的是,这两种学说都有各自的漏洞,因此,目前在理论界公认为比较合理的学说主要有两种修正学说,即部分犯罪共同说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     

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以“援助交际”为引子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性权利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应受到限制。不同的民事主体，其权利行使之限制根据和方法存在差异。就民事限制而言，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受到行为能力的限制，父母对亲权的行使构成对未成年子女性权利的正当干预，监护制度对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之性权利行使形成制约，婚姻家庭制度的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间接限制未成年人性权利行使，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则亦为对未成人性权利行使的民事限制。限制未成年人参与性援交或性权利之行使，其目的不在于限制本身，而是通过适当的必要的限制，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最终保护目的。     

论遗嘱自由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继承法》确定了遗嘱自由原则,但是对其限制十分有限,仅规定了"必留份"制度,导致继承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产生了与公序良俗原则的不断冲突。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对遗嘱自由进行进一步限制,并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界定,以达到两者适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