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基于冲突过程和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中国农民抗争事件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多种解释框架,但却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事件发生过程中冲突背景的分析与探索,对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演化解释力度不足。通过三组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征地类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从冲突积累到冲突激化再到冲突缓解的过程,其中利益损益是主要的诱发和累积因素,基层政府、企业与农民面对冲突时的应对策略和互动方式是决定冲突强度和走向的关键变量,制度压力则贯穿始终。针对冲突的演化过程及不同阶段的主要激化因素,需要将短期性的策略组合和长期性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制度层面的措施着力于解决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非制度(策略)层面的措施则侧重解决冲突过程特别是激化阶段的问题,在面对冲突扩大时,需要采取理性的退让策略和合作策略,避免激化策略和对抗策略。这一分析模型对今后治理农村征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互补与协同:中国劳资冲突的多元化解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劳资冲突呈现多发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与权利意识增强的矛盾、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两难困境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等.在当前劳资冲突的管理中,政府应该立足于加强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为劳资关系双方能够顺利进行协商与谈判创造制度环境和条件.     

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或曰结果。它发生在推行扩张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府不断挑起中苏边界事端、中国内政与外交皆反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是中方进行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战。这次边界自卫反击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艾滋病人隐私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随着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权利与权利冲突亦日益突显。尤其是艾滋病人这一特殊人群,在艾滋病人隐私权保护的过程中,他们的隐私权与特定人的知情权更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故须明确两权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浅析冲突原因,细解双方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并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协调,从理论、实践、立法三方面找到这些权利冲突的平衡点,使之和谐运行并造福社会。     

农村群体冲突的现状与和谐农村建设机制研究——对广东部分地区的调查

当前农民群体与基层政府间的局部冲突主要围绕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而展开的,冲突的根源是传统的制度安排与当代利益主体充分分化之间的矛盾,目前的解决策略有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具体措施的不足,解决冲突的根本是要消除产生冲突的体制性障碍,并构建解决冲突的长效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冲突治理

农村征地冲突作为极为复杂的跨界性社会问题,其直接和表层原因在于征地制度的缺陷,而其间接和深层原因则在于离散型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缺陷。单纯改革征地制度只能缓解征地冲突或起治标之效,唯有在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的同时,构建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征地冲突协同治理机制,才是有效预防与化解农村征地冲突的治本之策。一、社会管理改革滞后是农村征地冲突的深层原因     

公正视域的农村征地冲突及其治理

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制度改革的非协调性,引发了征地过程中的公正问题,即公正参照系的分歧以及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双重缺失.这些公正问题不仅极易引发冲突,而且使冲突治理陷入困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治理农村征地冲突,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型征地制度,确立统一公正的征地标准,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正程度,确保征地过程的公正性.     

围观者参与重大群体冲突问题探讨

围观者由围观到参与冲突,是当下一些偶发事件演变成重大群体冲突的重要因素。梳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重大群体冲突可以发现,围观者参与重大群体冲突具有主观与客观因素,分别为:借机表达利益诉求,群体无意识作用,非理性心理因素;社会急剧转型,有效的行动动员,化解冲突的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预防围观者参与重大群体冲突,必须优化社会发展模式,强化围观者的自我约束,提高社会风险控制能力,加强利益表达制度建设。     

三步走治理征地冲突

近年来频繁暴发的征地冲突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目前,中国的征地冲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覆盖面广,除西藏外,我国内地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有发生;二是频率高,近5年有报道的征地冲突每年都超200次,而且数量急剧增长,而一些省份的内部统计资料显示,实际发生的征地冲突数量还远超此数;三是后果严重,屡屡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冲突·新规范·和谐——基于冲突理论的石油企业与资源所在地构建和谐关系探讨

冲突理论认为,冲突在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同时,又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维护和社会的变迁。从长远来看,冲突对新规范、价值和制度,以及新群体结构与社会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运用冲突理论分析石油企业与资源所在地之间冲突现状及其成因,提出处理这些冲突的相应对策,对于双方构建和谐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权利冲突

隐私权与知情权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两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行使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矛盾与冲突。事实上 ,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所遇到的难题 ,同时 ,也是学理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就此冲突作一探讨并试着寻求他们之间的平衡点。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宪法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冲突

理论上,宪法基本权利冲突的客观性源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权利边界的交错性,但基本权利冲突并不是泛化的,需要受到三种限制。实践中,基本权利冲突的产生是宪法基本权利效力进入"私法"领域并引起宪法诉讼格局变化的结果。宪法诉讼中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进路分为"判断"与"选择"两步,学者在关注后者的同时也应对前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城乡利益共享机制建构中的农民身份转变与权益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改革是农民身份市民化转变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背景。从广州市城乡统筹改革实践出发,发现从理念、体制机制、公共政策及主体行动等四个维度建构城乡利益共享机制,不但能够有效破除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边界,而且有利于激活农民的权利意识,从而推动农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提升农民的公民权益保护水平。     

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邻避问题的价值判断是邻避研究的重要途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邻避设施建设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邻避设施生产中的空间冲突反映了权力控制和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作为空间价值取向的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我国邻避设施在空间生产认知、决策过程和结果补偿中存在价值偏离,应该在空间正义的原则下重新定义邻避行动以实现城市权力,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科学规划凸显空间性的多元补偿方案,以此寻求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     

冲突和调控: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与权利

村民(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乡镇政府是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的权力(权利)主体;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这些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的利益博弈;要解决矛盾、调控冲突应从两个层面着手,其一,通过立法厘定权力(权利)主体的权力边界;其二,是各主体应抑制权力的自我扩张。     

高校师生冲突及其应对途径

师生冲突是高校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又无法避免的事实,如果师生之间没有意见分歧或冲突,深厚的师生情谊也无从建立,频繁的交流互动过程必然会有观点分歧之时,接受分歧并积极有效解决分歧才有利于双方情感的巩固与加深。院校积极创设师生合作机会,疏通沟通渠道,促进换位思考以及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定位都有利于解决师生冲突。     

私权与公权之冲突及地方政府责任

随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事件不断出现,迫切要求政府在制度上作出回应.本文认为,在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中,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积极的作为即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使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并提供权利救济的路径;通过消极的不作为即约束政府权力,给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留出自由竞争的空间.并建议改革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将对冲突事件的应对能力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以激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