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制

<正>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采取了议会代表制形式。议会代表制不仅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制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南斯拉夫的议会代表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劳动者通过自治组织和共同体管理机关中的代表团和代表,以及     

国外代表制度比较

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是议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有的称议会,有的称代表大会。通常,人们把议会的议员和代表大会的代表统称为“代表”。代表制度是宪法学和立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代表所组成的代表机关(议会、代表大会)在大多数国家不仅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是最高权力机关,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代表在其中行使各种职权、执行各种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冈此各国宪法和法律关于代表制度都有较具体的规定。     

法国宪法委员会功能新论

提起法国宪法委员会,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其功能与宪法监督划上等号。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有着宪法监督功能,以平衡政府与议会关系为主要职责的特殊政治机构。从宪法委员会官方网站提供的历年裁决来看,其功能可分为两级。通过第五共和国权力机关运作流程,对其功能进行动态分析,发现宪法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不是宪法监督,而是平衡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     

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

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起到缓和政治冲突、协调国家权力、保障宪法秩序的政治平衡功能。这一功能具体表现在平衡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议会中多数人意志与少数派意见、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以及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我们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同时也应当重视其在调整权力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     

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 ,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失效的制度设计。失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而在于这一模式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 ,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司法性宪法监督与“议会至上”、“多数民主”是可以调和的。宪法是法律 ,然后才是最高法律 ,宪法的法律性也意味着宪法可以而且应当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宪法司法中的“法兰西例外”——浅谈欧陆宪法法院潮流中的法国宪法委员会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创造性的设置了宪法委员会这一特殊的政治机构来承担平衡议会与政府关系的职责。其政治性突出的体现为组织上的政治性。但是随着宪法委员会在自治与能动结合下的业务发展,其职能逐渐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司法倾向。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一个主要由政治人物组成的机构竟能够在履行极具司法倾向的职能时做到公平理性。非但没有使这一制度变得越显不适宜,反而一步步推动宪法委员会取得了其在设置初期未敢企及的国际地位。在我国当代的法律环境下理解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更重要的是理解背后支撑其运作的宪政文化,这或许比移植某种独立的制度更加重要,因为这种理念具有渗透进社会权力与权利各个角落的力量。     

人大常委会应成为积累政治经验最重要的地方

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实际上走了一条强化人大常委会职权和地位的道路。继续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保障人大常委会全面而有效地行使宪法规定的职权，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常委会处在十分关键的位置上，它一方面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又监督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否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共座党应选拔最优秀分子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人大常委会，积累政治经验。     

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员的作用

以瑞典为代表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作为人民代表机关控制行政官员行为的新制度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讨论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不但有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各国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

<正>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委员会制度的发展也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资产阶级各国宪法可以看出,各国宪法都只是概况性地对委员会的设置、职权等进行了规定,但是,从资本主义各国宪法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出,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已日趋复杂和重要。因此,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称议会中的委员     

以宪法为基准选择好政改的切入点和路径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宪法为基本准则,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了二者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适合选择。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影响法律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这两项改革的要求体现在宪法的层面上,就是在宪法有关国家机关权力分配规定的框架内,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纵向权力配置以及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体制、机制和方式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民营化:英国实践

我应邀去解释为什么民营化方案在英国会采取如此模式。为此,我需要对英国时下民营化的法律以及政治背景加以阐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看到某些在他国少见而英国独有的因素。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能够从英国的实践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一、法律背景英国在拥有一部不成文宪法方面完全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宪法。那只是说不存在一部宪法典,我们的宪法是一个包括制定法、判例法、条约以及非正式的惯例在内的混合体。这一结构的基石是议会主权原则,戴雪教授对此有着如此经典的论述:议会主权原则亦即如此,也就…     

波兰的违宪审查制度

<正> 波兰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波兰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是继南斯拉夫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设立专门违宪审查制度的又一尝试。研究和探讨这一事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宪法保障制度,有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 波兰对违宪实行宪法法院审查制度。在现行的波兰宪法中并无宪法法院的规定。1982年3月,波兰第八届议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令,决定成立国务法院     

现代宪法保障机构

在各国宪政体制中,行使宪法保障职能的机构,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早期资产阶级标榜“议会主权”、“议会至上”,都将宪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付诸议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比、意等国都采用这种方法。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英国宪法是不成文法,由通常的立法程序去解决前述问题,从来没有设置特别的机构担负保障宪法的责任。     

现代宪法保障机构

在各国宪政体制中,行使宪法保障职能的机构,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早期资产阶级标榜“议会主权”、“议会至上”,都将宪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付诸议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比、意等国都采用这种方法。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英国宪法是不成文法,由通常的立法程序去解决前述问题,从来没有设置特别的机构担负保障宪法的责任。     

试论宪法实施的司法保障

宪法实施的保障问题,是涉及宪法所确定的国家制度能否得到真正贯彻的重大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重视——特别是政治保障、社会保障和立法保障。但是,如何加强对宪法实施的司法保障,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而且在制度上和组织上很不完备。本文试图就此谈一点看法。一、关于“司法保障”的含义宪法实施的司法保障,就是有权审理宪法性案件的机关,通过对有关宪法争议的审判活动,对宪法有关规定做出权威性解释,纠正在贯彻宪法原则时出现的违宪行为,从     

让宪法长出“牙齿”

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法必将具有极大的权威,足以统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法治系统,成为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尤其对于公职人员而言,权力由宪法授予,宪法由人民制定,形象地说,宪法就是人民颁发给公职人员的“营业执照”.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世界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大多会设计宣誓效忠宪法的制度,以体现公权力的合宪性来源,并约束权力行使者的良心和行为.     

论公民文化与宪法政治

公民文化是政治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中，公民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息息相关，可以说，它们是支撑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我国在建设宪法政治的过程中，也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文化对于宪法政治的支撑作用，并从宪法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探索公民文化对宪法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来说，正确处理公民文化和宪法制度的关系至关重要。     

世界各国议会的“议会督察专员”及其他监督机关

<正> 议会制由来已久,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种议会制度。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不同,各国议会在组成、结构、权力和工作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关于议会对政府及其行政机关通过什么机构和程序进行监督,这些机构的成员由谁任命,它们的权限是什么,它们与议会是什么关系等等,各国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如本文介绍的就有"议会督察专员"、"总检察长"和"最高监督院"等不同的名称和机构。为便于读者查索资料和进行比较研究,现将《议会督察专员和其他监督机关》一章摘译如下:     

主权在民:源流与反思

主权在民原则系宪法之首要原则。主权在民原则经历了由国家主权、政治主权、议会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发展过程。主权在民原则既是近代宪法的逻辑起点,又指导着宪法具体制度的建立。主权在民原则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应当厘清、识别和深刻反思主权在民在宪政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     

试论我国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能

我国立法机关与西方议会作为代议机关在监督权职能的行使方面具有许多表象上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我国与西方各国在国体、政体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中西代议机关在监督权的行使与制度设计方面应当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西方议会行使监督权的有益经验对我国人大监督权的增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并不具有照搬的作用,我们应该着重从我国立法机关的特有基础性理论出发,着重分析和重新审视我国立法机关职能的监督性因素,为此找到我国宪法实施监督模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