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制度的基础理论-刑罚制度的意义

一、费尔巴哈和李斯特的刑罚理论之地位费尔巴哈提倡心理强制说,主张必须先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做一明确规定,依此对一般人加以心理的强制.在对一般人发挥威吓效用达一点上来认定刑罚的根据.但是,根据费尔巴哈这样的刑罚理论不足以给刑罚的意义以明确的说明.费尔巴哈的理论,是与如何使人不趋向犯罪的一般预防的目的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求得刑罚存在的根据;这对何以要加以所谓     

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以直接、便当的方式走入《大清新刑律》，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所以如此，是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灵魂这一特质决定的，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立的基石。《大清新刑律》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剔除了与其相排斥的比附援引制度，废除了以官赎刑的官当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得以确立。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但这种完美却是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象征。     

检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命运境遇——兼论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到来

从刑事立法的层面上说,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公民为本位,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专制蛮横和司法擅断的侵害。刑事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活动的范畴,坚守合法性甚至坚守“恶法亦法”的合法形式是它的司法活动原则。目前在刑法学研究表面上的浮华景象后面,理论独立的精神遗传正在不断地“水土流失”,法学理论本身的定位正在动摇。如果不加以重视,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指出,罪刑法定原则是在欧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我国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是符合我国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符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刑法理论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它同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一道,必然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刑法适用的弹性限度辨析

罪刑法定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一致的认可，但关于如何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刚性出发，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可逾越性进行分析，阐述了机械适用法律与坚持基本原则刚性的区别。文章认为，虽然罪刑法定的思想源自于西方，但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与西方罪刑法定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文章指出，刑法的适用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不经过解释的法律无法适用，完全排除司法机关或者法官的利益需要是不可能的，原则的刚性仅限于对背离立法目的行使刑罚权力的规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并不在于具体条文中文字的表层含义，也不在于将条文孤立起来逐字逐句的适用，而在于刑法的任务所指向目标，和通过规范的整体性所表现出来的刑法的精神。     

论刑法的目的

一般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可是，如果为了惩罚犯罪，我们根本不需要刑法，而且没有刑法，惩罚犯罪会更有效。犯罪需要用刑罚惩罚，惩罚犯罪是刑罚的当然目的。惩罚犯罪虽然需要依据以刑法为核心的刑事法律，但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却截然不同，作为法的一部分，刑法的目的应当是遏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理论均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实际上混淆了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的协调统一,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是由我国的政权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刑法观决定的,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确立的标准,一是为刑法所特有,但也不排除与其他部门法共同使用同一原则,二是贯穿于整部刑法中,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贯彻执行刑法的基本原则时,应当注意正确理解和科学适用。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重大进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这一原则在新刑法中的体现：明文规定于显要位置；彻底废除类推制度；科学规定刑法不溯及既往；严格限制人民法院使用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犯罪概念、犯罪构成要件、刑事责任、刑罚种类、量刑原则和刑期、刑度等。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

正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结合看来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体系〔1〕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相应的促进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很多的法律空白区不断填充,进而我国的法律社会越来越和谐。相关的立法人员应该不断的完善我国的法律,更好的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文针对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希望通过探讨,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国际刑法的渊源

对于国际刑法渊源的概念与内容,学界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例等,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情况下,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在于对国际刑法的渊源概念界定过于狭窄,因此要在国际刑法框架内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对国际刑法渊源理论重新构建,扩展其内涵.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国际刑法的渊源

对于国际刑法渊源的概念与内容,学界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例等,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情况下,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在于对国际刑法的渊源概念界定过于狭窄,因此要在国际刑法框架内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对国际刑法渊源理论重新构建,扩展其内涵。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下对类推问题的再思考——以考夫曼类推理论为借鉴

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是以善法、正义的刑法规范评价人的行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运用和保障公民人权。考夫曼的类推理论与传统的类推大不相同，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致性，把握考夫曼类推理论的借鉴点进而对其借鉴具有积极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 ,为刑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 ,在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法律进行科学的解释。作为自由裁量权重要内容的扩张解释、法律漏洞的填充、类比推理被认为既突破了绝对罪刑法定严格规则的刻板、僵化和机械 ,又自觉地遵从立法本意和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相对罪刑法定的价值意蕴不谋而合。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的扩张与克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废除9个罪名死刑,并细化现有部分刑法条文,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与人道性精神."修正案"通过增设罪名与修改现有罪名构成要件方式对现有刑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扩张,同时"修正案"借助"从宽处理规定"及"较低的法定刑配置"保持刑法的克制.但总体上,"修正案"克制途径单一,扩张趋势明显.未来立法有必要在无被害人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强化刑法克制情绪,提高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在刑法发展中的比例.     

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