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释明权的情况下,近年来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司法实践存在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许多理论知识上的混乱与不足.受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释明权的行使存在诸多的弊病,法官权限过大,其职权的扩展-释明权-往往使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     

浅议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法官释明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积极释明权和消极释明权。从审理到执行各个阶段法官释明的内容各有侧重和不同。释明权对当事人无拘束效力。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以及滥用释明权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对抗与和谐——谈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对修正辩论主义的形骸化、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进而实现公平地解决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官的释明包括消极的释明和积极的释明,释明内容主要为请求内容的释明、请求原因的释明、证明促使以及法律观点的指明等.目前,在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程度和范围等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问题主要靠判例来解决.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尚未引入释明权制度,因此,对该制度的探讨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制度

释明权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其理论基础是辩论主义。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通过释明权的行使,促进法官与当事人的沟通,使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获得实现。但是目前我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认识比较模糊,立法规定也很粗略,本文通过对这一制度的梳理,以期对释明权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论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对辩论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纠正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不公、诉讼迟延、成本增加等缺陷,确保双方当事人平等而充分地参与诉讼,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实现纠纷的妥善解决。因此,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职权干涉与裁判突袭——从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看当下之民事审判

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不仅是私权自治在现代民享诉讼中的体现,更是抵御有可能来自于法院突袭性裁判的护身符.在现代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的理念追求下,以释明权为代表的法院职权的适当干预是保障民享诉讼顺利进行的关键.在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已经在我国法上得以确立的今天,如何妥当形成裁判的基础,做出令人信赖的裁判应成为今后研究的课题.彭宇案一审裁判既违反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也未恰当运用职权,在诉讼标的和事实主张层面对当事人构成了突袭性裁判.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以释明权与辩论主义的辩证关系为视角

法官释明权与辩论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释明权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辩论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辩论主义又为释明权限定了范围。所以应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角度入手,对释明权的行使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在立法和实践中限制其范围,规范其应用,才能更好的发挥释明权的作用。     

论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权的正当行使

法官释明权在我国民商事案件中的确立，是我国民商事案件诉讼程序追一步完善的一种体现。法官释明权的行使与否以及行使是否适当，将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本文即从保护诉讼当事人权利的角度出发，论述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问题。     

论法官释明权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随着我国诉讼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入,释明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确适当地行使释明权有利于引导诉讼有序进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然而,由于我国关于释明权的立法不完善以及司法体制等对释明权实施的影响,导致了释明权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在简要介绍法官释明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如何完善我国释明权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释明权:基础透视与制度构建

在我国民诉法并未规定释明权的情况下 ,近来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司法实践存在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需求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释明权的制度基础是辩论主义 ,为适应现实的需要 ,我国民诉法应对释明权作出明确规定 ,但与此同时其基础培育、观念更新应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监督

传统当事人主义将提供证据、发现事实并提出准确诉讼请求的责任交由当事人负责,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较高要求。实践证明,传统当事人主义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难以实现实质正义,法官释明权制度应运而生。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在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了法官释明权制度,改变了“不告不理”的传统做法。对于法官错误行使释明权导致的错误裁判,检察机关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律监督。     

论释明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规定了释明制度。本文通过对释明制度的渊源、立法例的介绍,以及对释明制度的理念探讨,阐述了该制度的实质。笔者围绕审判实务,全面论述了释明的范围与内容,释明在立案、审前、庭审等各诉讼阶段的运用规则,强调审判员应本着诚信、中立、规范、适度原则行使释明权。     

建立我国法官释明义务制度初探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释明的行为大量存在,而目前立法却尚未对此予以规制,因而建立我国法官的释明义务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将对此制度的具体运作和运作的保障作一初步构想。     

试论确立释明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释明权是实现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有效沟通的重要媒介,在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免受诉讼突袭,维护诉讼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释明权在我国生根发芽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为我国确立释明权提供了有利契机;明晰释明权业已成为指导司法实践,实现多元化民事诉讼价值的客观要求。     

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法官释明权行使的实证研究

我国今后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建立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和谐主义诉讼模式要求从诉讼理念、制度设计、主体行为规范以至诉讼结果,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但是目前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尚有许多影响司法和谐的现象,并直接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诉、申诉、上访。结合具体审判实务,从诉讼的不同阶段对法官释明权的具体范围及运用规则进行了分析。     

浅议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在法治社会下,法官释明权已经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的法律制度。传统上,法官有对当事人行使发问的权利,尽可能地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当事人未主动阐明案件的详细情况,法官有权介入。法官释明权的使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了诉讼效率与诉讼结果。     

释明的理论逻辑

释明有时会使案件结果发生逆转,所以必须有逻辑可循。释明不得背离保护权利、维护实质正义的释明主旨和其他正当目的,不能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已呈现的事实。此为释明的目的边界和事实边界。时效制度与释明制度之主旨相悖,所以不能就时效释明。在事实边界内,法官应进行一切合目的的释明,包括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权利和重要事实的释明,原告的请求额不足时也应释明。法官就事实无法形成心证时应告知当事人追加证据。遵循逻辑的释明不会使法官丧失中立性。辩论主义并非绝对不可突破,也不能以尊重处分权为名漠视权利之丧失。     

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 ：理念及其制度构建

协同主义改变了古典辩论主义下法院的消极形象，强调法院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对当事人的协助，从而为当事人提供实质性程序保障。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是协同主义的本质要求。协同主义并未改变辩论主义在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司法环境使得协同主义具有了正当性，以协同主义理念指导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分担并非仅仅是理想，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释明权基本问题浅论

本文将从释明权的基本问题出发,对释明权的含义、性质、行使原则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