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各种条件不充分的艰难环境中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目标的。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是要在法治框架内改善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价值基石和制度创新——基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开始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作为传统的行政模式的替代者与之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由此催生出制度上的不断变革。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其公共行政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启示

自公务员法实施以来,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启示,这包括:树立多元化的价值理念;控制公务员的总体规模,运用多元化的灵活雇佣政策;变革公务员考录、任用、培养方式,实现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逐步取消社会保险"双轨制",把公务员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健全公务员社会化保障机制。     

对西方国家制度供给理论的反思

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发展历史的不同,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反差,使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国家制度供给理论上有很大差异。本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国家制度供给理论进行述评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东西方国家制度供给理论的差异,进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供给理论的特色加以分析。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绩效管理的制度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即绩效管理,实施绩效管理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分权化管理、责任机制、结果为本,以及顾客导向。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制度廉洁性评估:理论基础、实践探索及推进策略

由于利益相关方施加影响、立法技术存在局限、社会情势不断变化等原因,制度可能存在腐败漏洞。制度廉洁性评估是防范利益冲突、筑牢制度"铁笼"、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有效方式,也是"良法之治"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开展的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工作在评估的主体、对象、内容及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进一步推进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准确把握评估的重点对象,科学设计评估指标体系,将立法前评估与立法后评估相结合,依职权评估与依申请评估相结合,逐渐建立长效机制。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稳定与制度创新

政治结构稳定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政治结构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得益于这种政治结构带来的社会安定环境。制度创新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创立适合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度,为人们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平,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相辅相成,既是实现社会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消弭功能、引导功能和塑造功能。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蕴含着关于国家治理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成为开启和指导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纲领性文献。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的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制度创新与制度构建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在于制度的成熟完善与有力执行。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保障——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灵魂在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观条件——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人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     

简论当前减刑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随着社会的进步,减刑已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当前我国的减刑制度虽然在不断自我完善,但我国减刑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减刑条件的立法。减刑程序的立法不明确,对减刑人减刑条件的把握不准,这都不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针对我国现行的减刑制度方面存在的缺失,提出措施如下:在管教工作中,应积极宣传减刑制度;人民法院必须认真审查是否确有悔改和立功表现;在具体适用减刑上,坚持"多次少量"的方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可行路径及其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建设相互耦合,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推动着制度的创设和调适,促使制度日趋成熟定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表现为制度创设发其端、制度调适启其后、制度成熟总其成的周延逻辑,构成以引领方向为逻辑起点、提升效能为逻辑展开、支撑方案为逻辑终局的完整链条。基于理论至实践的跃迁,可以从制度创设绘制全景图谱、制度调适开掘独特优势、制度成熟擘画前瞻蓝图等方面入手,来探索和寻求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坚守价值信念、传承文明薪火和弘扬天下情怀由内而外的意义扩散中,进一步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旨趣。     

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监管与制度设计 ——登记制度改革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实施,在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成立门槛的同时,对后续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中,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体现的是国家责任,具有制度基础性和政策导向性.登记管理机关、行业主管单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行政监管的主体,对制度变更的认识存在偏差,加之法律规定的权责关系不清晰,合作监管机制不顺畅,针对社会组织行政监管的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行政监管需要充分挖掘现实问题、理性借鉴西方经验、全面梳理地方做法,搭建"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社会组织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     

论法制革新与国家的经济治理——基于制度主义的思考

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变化迅速,而对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不断地进行革新,制度主义从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分。国家治理要求法律制度的革新能够时刻保持时代性,而经济治理则又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两者最终在法律制度的革新中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