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chremsⅡ案”时期欧盟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监管的演进及我国的因应

“SchremsⅡ案”对以隐私权和数据保护为核心构建的欧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求无论使用何种数据跨境流动工具,都必须确保第三国能够提供与欧盟同等的保护水平。在该案的影响下,《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保障措施的适用愈发严苛,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数据保护领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数据跨境流动欧盟法规则与国际贸易法的不兼容问题日益凸显。欧盟虽然结合SchremsⅡ案的判决完善了对数据跨境的法律监管,但依然没有减少外界对其监管合理性的质疑。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存在着配套立法不健全、规则可操作性差、多元价值失衡、缺乏内外联动的“中国方案”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加强中欧国际合作,共同引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

跨境数据流动是进行数字贸易的前提,但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分歧难以弥合。WTO框架下的一些安排推动了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贸易自由化,从而促进了跨境数据流动。新近FTA通过确立“原则+例外”的规制模式为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了相对自由的法律框架;FTA还针对特殊数据规定了专门规则,包括个人数据保护和政府数据开放规则。WTO成员可以在WTO中为数据保护达成一个基本框架,成员还可以依据GATS第7条通过互认机制来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并加强与APEC或OECD的合作。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坚持了以风险为基础的思路,初步形成了分级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框架。我国的国内规制措施已经与国际接轨,但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和标准,并加强对外协调。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及我国的对策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关键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在大数据背景下,欧盟出台了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出台了旨在数据自由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上述规则中的“长臂管辖”条款在全球颇具特色且备受争议。欧美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商业利益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必须秉持主权平等与自主发展原则和合作与共治原则,以坚定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安全性为前提,健全相应法规保障制度,并出台个人数据跨国流通行业自律标准指南,积极参与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全球规范制订。     

从金融规制权解读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和融合

我国勾勒并付诸实践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在于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两大国家战略同中有异.金融规制权不是单一的权力或权利,而是放置不同层面承载不同内涵的法权.从金融规制权的角度和视角解读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和融合,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提升我国国际金融规制权,对接两大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抓好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融合两大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改革我国国内金融监管方式,整合两大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推动我国自律金融规制发展,服务两大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的理论展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最终必须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只有以制度作支撑，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实现和长期稳定的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创新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需要。随着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国际合作机制的“融入型”范式已经显得不适应，必然需要向“内生型”转变，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为此，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实现国内法律制度建设与国际法律制度完善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需求转化为国际制度和将国际制度转换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内化”能力，加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作为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的构想,必然与国际法发生密切关系,“一带一路”肯定将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对象.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有四个目的,即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对国际法的深入研究,推动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构建,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发展.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方法由两条路径合二为一构成,一条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路径,另一条是国际法作为一个过程的路径.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有六个重点领域,即国际法基本原则、海洋秩序、国际经济法、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网络法.     

关于建立干警执法监督长效机制的思考

建立执法监督机制是依法治监的重要环节。当前，监狱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工作存在种种缺陷，影响监狱机关的声誉和干警的执法形象。实现依法治监，公正行刑，必须建立执法监督的长效机制。建立执法的监督防范机制、责任机制、自律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形成较为完善的内部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和监督工作运行机制，推进“关口前移”，确保干警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

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法律冲突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建立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确立共同行为规则等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观问题;另一方面,以解决相应微观问题为目的,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地位之确立、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完善修改等方面予以法治化建构.     

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

自2012年以来,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中国电子商户持续遭遇来自美国的侵权诉讼,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子商务海外业务的拓展。为有效应对跨境电商侵权诉讼、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业务的良性发展,一方面,电子商户需要加深对域外知识产权法律及司法程序的了解,强化权利意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自己的诉权;另一方面,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应在协调组织应诉、建立行业规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规制跨境电商行为的国际协调机制,尝试建立司法协助和联合执法机制,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防范和监管的新途径,融入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中。     

困境与出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所涵盖的69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面对现有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和新的知识产权贸易发展趋势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冲破牢笼,寻求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然而“一带一路”是否要构建、如何构建独有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要面对的难题.本文在分析现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趋势,对“一带一路”各国构建新型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设想.     

论“不愿腐”规范体系的构建

当下,我国腐败治理正面临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愿腐"的深层推进。基于"不愿腐"作为自律和教育机制的生成困难,对其规制的制度构建不能诉求于狭隘的法律体系的范畴,而要寻求外延更为宽泛的软法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向度。应以《反腐败法》的出台为契机来建立统帅"不愿腐"规范体系的制度框架,完善"不愿腐"的软法规范来构建"不愿腐"激励机制,以自由法和民间法的法律化、软法化来发挥道德习惯等对"不愿腐"观念生成的导向和规制作用这三个方面来探索构建我国"不愿腐"规范体系的进路。     

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

数字贸易治理存在着两类主流规制路径:数据规制与贸易规制.前者围绕跨境数据流动而展开,具有多元性和灵活性;后者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具有主权性和互惠性.理论上,数据规制和贸易规制均可被用来协调各国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的冲突,但哪一类规制路径更适于调整数字贸易问题,以及如何在国际层面更好地协调各国规制措施,将影响到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成效和前景.当前,国家间订立一个综合性的数据条约不具可行性,而通过贸易协定全面纳入数字贸易治理条款有使数字经济脱嵌于国内社会关系的危险,以WTO体制为代表的有限全球化策略仍是最佳替代方案.     

多边发展蓝图的法治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规范分析

<正>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大公约数,⁽(1))法治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上,有必要从法治的维度出发,探析“一带一路”倡议中蕴藏的法治意涵,以法治的价值观念和实践要求更好地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指引“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

通过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机构2010年至2016年间各类监管执法手段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证券监管执法侧重于威慑式执法策略。结合规制有效性和规制成本来分析,这一执法策略并未达至理想的监管效果。我国证券监管执法应当引入"精明规制"理念,调整执法策略。证券监管机构应减少对威慑式执法策略的依赖,增加顺从式执法策略的运用;实现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实现与监管对象的合作规制;尊重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     

论数据使用保护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商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据获得法律保护是数据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对数据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数据”的各种外在呈现形式,尤其是数据集合。数据经营者对数据经济的贡献、数据主权和数字人权带来的现实障碍提出了迫切要求。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对数据使用保护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制度研究提供了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欧盟对数据使用提供了现实保护,但是现有国际法律制度无法对大量存在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提供充分保护。其原因包括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到更多关注、国际法碎片化发展趋势等。对此,应在数据相关制度和实践中坚持促进数据使用为指导原则;在TRIPs体系内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制度,该制度在保护数据集合专有权的同时应注重平衡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主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现状,中国应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有限排他权,并完善相关立法和实施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税收问题初探——基于公司所得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比较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多个国家税法体系,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税收问题不容忽视。从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相关法律规定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沿线国家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普遍低于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我国'一带一路'税收协定网络具有国别差...     

柔性执法在“五小”行业整治中的应用

泰州市卫生监督所在该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期间，针对目前难于监管的“五小”行业，探索出严格执法与柔性执法相结合、监督与服务同行的卫生执法新理念，有力推动了全市“五小”行业的整治达标。本文介绍了柔性执法理念在“五小”行业整治中的具体运用。     

对我国“电子警察”执法的思考

“电子警察”执法在道路交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效率，缓解了我国警力缺乏的压力，规范了交通秩序，提高了交通通行率。但“电子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由于系统本身存在缺陷，法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执法中出现了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应当建立完善的“电子警察”系统，制定具体的“电子警察”执法操作标准，以完善“电子警察”执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兼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在法理层面反思。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提炼数据无国界、数据主权、数据自由贸易、数据人权保护四种基础法理。这些法理存在部分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困境。作为替代，应将数据安全主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基础。数据安全主权秉持安全不可分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既平等回应各国对数据安全的合理关切，又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可以成为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重叠共识。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数据出境制度整体上与数据安全主权的法理高度吻合。但在风险认知上，需要采取合理、开放、动态的安全观。在具体法律工具上，需要针对个人信息、重要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纳不同的风险评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