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冲突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条块关系主要是由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之间的关系构成。基层条块冲突的成因既有组织结构设计的内生缺陷,也有政府间职责同构、事权不清等体制机制原因所致。基层条块冲突突出体现在权责不对称、协调困境、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不顺等方面。优化基层条块关系需遵循属地化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从职能设定、权责关系调整、财力保障、机构编制、运行机制、配套政策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系统推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管理服务重心下移、权责与资源相匹配的总体目标。     

职责聚合：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的优化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条块关系的优化,这是由我国政府结构和行政体制决定的。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权责倒挂、协同障碍、治理分立、管理不畅等,本质上都是条块协同障碍所致。因此,基层治理中条块关系优化主要是进一步增强条块的协同性,使基层治理更加协调顺畅。基层治理条块关系协同优化创新可以以政府职责为“抓手”。当前基层治理是在政府职责体系和条块关系的反向互嵌下运行的,此间因职责分离和职责错位产生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与条块冲突等问题。基于基层治理条块协同存在的障碍,应进行政府职责纵横双向聚合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理念创新,并通过结构性、运行性和系统性三个方面的职责聚合构造政府职责清单建设、治理权限适配的实践方式和党建引领的条块联动机制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优化进路。     

条块关系与基层执法权属地化的结构困境——Y镇“乡镇综合行政执法”的个案分析

在基层条块关系中,条线属事与乡镇属地之间权责不对等,制约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权向乡镇属地倾斜,推进乡镇行政执法权落地,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政府治理规范化的必要探索。但基层执法权从条线部门转向属地化配置能否提升治理绩效,有待考证。基于Y镇实践案例分析发现：在“查处分离”的权力配置原则下,专项审批权和属地执法权得以主体明确,使得基层专项治理呈现出条线部门审批、乡镇属地集中执法的方式;条线与乡镇的互动过程在执法权属地化配置下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向,包括底线原则上的协作互动、属地主导的模糊监管执法行为以及原则性刚性执法等。执法权属地化是条块协作的有益探索,但基层治权仍然存在权责利不均衡、边界模糊的结构困境,因而需要平衡多元治权主体间的行动一致性,使得基层治权围绕乡镇属地治理来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规范化、制度化。     

打破职责同构:条块关系变革的路径选择

“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机构庞大和中央决策的“中间梗阻”等诸多问题。文章认为,条块关系失衡的症结在于职责同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条块矛盾,必须以打破职责同构为突破口,实现从“每一级政府都要管所有的事情”向“只负责特定事情”转变。     

条块关系与中国的适应能力——对韩博天观点的修正

当代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上取得了成功。关于成功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得益于中国拥有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能够灵活地应对内部冲突和外部冲击所带来的挑战。对于中国适应能力的来源,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适应能力来源于国家领导人采用的地方试验策略。但是,他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忽略了条块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只有在"条弱块强"时期,国家领导人的地方试验策略才能有效地激发地方自主探索,相应地,国家适应能力比较强;而在"条强块弱"时期,地方自主探索受到"条"的较多限制,即使国家领导人同样采用地方试验策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也受到削弱,带来国家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弱。     

新时代背景下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关注县域的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加快实现县域实力整体提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从而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县域力量已经成为当前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在厘清县域治理现代化构成要素的基础上,以沈阳市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作为切入点,探讨实现我国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探索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所在,也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县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逐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县域治理现代化之路。嘉善作为国家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近年来,在县域治理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治理效果的优化,初步形成了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样本,为县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数据要素视角下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县域治理困境与长效路径——以中部L县为例

县域层面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是当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中实际存在但尚未引起系统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中部L县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案例分析,发现县级政府面临着来自政府侧和民众、企业侧的多重结构性和文化性阻碍。这些阻碍并发联动、相互强化,共同制约着县域公共数据的价值化利用潜力。为此,优化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县域治理的长效路径,需数据治理机构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着眼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利益主体的认知驱动和能力资源,从转变认知理念、重塑制度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数据底座和激活应用场景等入手,逐渐消解县级政府面临的多重阻碍,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提供基础支撑。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公共数据治理的复杂性,打破数据价值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困境之破解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统筹协调,共同努力.然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目前生态治理工作陷入困境,因此充分考虑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观,采取相应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采取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生态治理模式是必然的选择.     

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手段。根据两种治理手段强度的不同,可以把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分为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四种类型。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以关系治理为主导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对于大中型的家族企业,在目前外在环境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应实行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治理模式。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玉环探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坚持以八八战略统领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作为县一级党委政府,我们要积极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探索,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的获得感。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之道——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枫桥经验是诸暨市枫桥镇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其不衰之谜值得破解。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之道在于：善治理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多元治理保证枫桥经验不断推阵出新,多元协同的治理成效是枫桥经验常胜的秘诀,多样化灵活性的治理方法是枫桥经验屡试不爽的法宝。故而,枫桥经验中蕴涵的公共治理的科学思想是其不衰的根源。     

司法改革的困境及破解之道——基于司法下乡的视角

司法下乡主要指的是国家的法律元素和资源能够有效地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法律运作实践中,受乡村社会人文空间、当前国家行政与司法逻辑交叉、基层司法机构法律资源不足等条件限制,司法独立与司法改革在乡村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困境。文章主要提出通过司法权力运作空间一体化、改革司法机构运行制度、司法资源下乡等路径来推动当前的司法改革进程,以促进乡村社会中的法律运行更加科学有效。     

县域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纾解方略——基于“政府-市场关系”视角

县域小微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社会就业、扩大税源、活跃市场、促进产业升级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经济下行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交叠的背景下,我国县域小微企业的生存质量受到较大影响,缓解县域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成为我国保增长、保稳定、促转型、促就业的重中之重。基于政府-市场关系理论,从地方政府、监管机构、金融市场机制、融资供给主体、融资需求主体(小微企业自身)五个维度,从中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系统探析纾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之道显得十分必要。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一种"政府-市场关系"的最优配置,让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功能各得其所,并发挥各自优势。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     

从价值观视角论意识形态、文化及其关系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的核心分别是人们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关系紧密，但又具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旦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各种生活领域都进行控制时，就必须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泛化和文化的僵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价值观建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坚持“双百”方针，促进文化产品的丰富多彩和思想自由；加强现代传媒的规范化、法制化管理，促进各种价值观在社会上的传播与传承，才能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