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角度看,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但是,由于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等问题,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在转变对贫困治理认识的基础上,紧扣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围绕建立健全相对贫困的识别和监测机制、增强脱贫劳动力内生发展能力、加强特殊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做好现有扶贫政策的衔接和调整等措施,注重构建系统性、完备性和可行性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为2035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北大核心SSCI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角度看,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但是,由于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等问题,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在转变对贫困治理认识的基础上,紧扣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围绕建立健全相对贫困的识别和监测机制、增强脱贫劳动力内生发展能力、加强特殊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做好现有扶贫政策的衔接和调整等措施,注重构建系统性、完备性和可行性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为2035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     

分层衔接：迈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我国学术界对相对贫困的内涵、识别和治理策略的探讨存在着一定分歧,大致形成了高线和底线两条研究路径。厘清相对贫困的“二重相对性”是解决分歧的关键。借助“二重相对性”这一整体性概念,能够识别出相对贫困治理与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化解之间的内在耦合性,厘清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共同富裕实现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可以建构增能型治理、赋权型治理、兜底型治理和衔接型治理的四维治理模式,形成以脱贫攻坚为起点、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分层衔接的长效治理机制。     

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释义与机制构建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贫困的两个阶段,一般先解决绝对贫困,再解决相对贫困.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扶贫随之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贫困发生理论认为,贫困问题成因复杂,相对贫困长期存在,为此,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推动脱贫和防止返贫.有效解决相对贫困,既要遵循理论指导,又要结合中国实际,从调整扶贫战略、界定扶贫...     

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探析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由此迈向更为深层、更为持久、治理难度更大的缓解相对贫困阶段。从绝对贫困走向相对贫困,其治理将从“攻坚战”走向“持久战”、从做大“蛋糕”走向分好“蛋糕”、从外力帮扶走向内源发展。相对贫困治理的演进过程和趋向并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和“将来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从此到彼”。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临近尾声,我国的绝对贫困即将得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并长期存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的治理成为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探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主要面临政策有效性、脱贫可持续性、能力贫困、人文贫困、精神贫困等五大困境,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产业培育、能力建设、人文发展、心理服务等五大机制,以能力建设机制为核心,贯穿带动其他机制相互联动,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呈现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进入一个新的、以解决相对贫困为主的贫困治理时期。在制定新的贫困治理方案时,需要深入了解和清楚把握当前我国城市中相对贫困者和高风险困难群众的主要类型,以及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新特点,并认真分析这些新问题和新特点对社会救助制度创新的新要求,从而努力克服现行社会救助制度的短板,使之在未来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目标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制度源自对口支援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财政体制和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中不断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特征: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演化为脱贫攻坚期的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援助协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政企协作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坚持东西部协作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治理目标应由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转向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考核评价应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经济协调协同、要素有序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治理;协作机制应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倡导“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同时加强三次分配,鼓励公益创投和数字化公益平台创新,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协作。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应关注的重点

在经济社会发展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何在遵循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规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中国贫困发生发展规律与治理机制,进而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贫困治理能力提供前瞻性研判依据,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学理意义和政策讨论意义的主题。为此,通过结合我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发展目标,阐释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概念及治理机制,即将相对贫困理解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现这一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之间的差距;将治理机制理解为通过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制度优化改革,提高微观层面个体的"可行劳动能力",增大"可持续生计维持机会"的可及性。     

没有贫困的治理与克服治理的贫困——再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后,没有极端贫困的治理和克服“治理的贫困”,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命题,规定和影响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全面脱贫使得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变成为可能。然而,物质生活的脱贫并不必然生成文化上的富有与小康。克服治理的贫困,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文明性变革的重要主题。统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安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性变革,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将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性价值取向。     

可行能力视野下的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理念重构

从可行能力视角看,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中国城市贫困的实质并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就业机会丧失、人力资本不足、教育医疗匮乏、社会权利剥夺以及社会排斥等等因素都严重影响着城市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应实现理念重构,由施恩论向权利论转变,由效率优先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转变,由经济援助向可行能力培养转变,由单一救助向综合治理转变。     

缓解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路径

农村电商扶贫日益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从扶贫开发工作的阶段性、多维性与空间性特征出发,探讨农村电商以持续增收的共建机制、内生动力的共治机制与城乡双赢的共享机制,助力相对贫困主体实现三重减贫、赋能发展以及统筹协调的减贫目标。以锚定阶段性目标的三重减贫、着眼多维性需求的赋能发展和对标差异性空间的统筹协调为路径,农村电商将有力推动相对贫困问题的缓解。     

消除相对贫困，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未来10—2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以解决相对贫困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时期。相对贫困是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制定治理方案时,需要明确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把握相对贫困形成的原因及特征,以做到精准施策。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对贫困标准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中国相对贫困的测度标准——以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当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分别作为识别城/乡相对贫困的收入上下限,并根据这一标准在CFPS微观数据中识别出相对贫困人口;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相对贫困群体的成因、特征分析以及脱贫攻坚时期采取的数字化扶贫经验,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可能路径思考。     

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初探——以西南深度贫困地区广西百色市为研究样本

西南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很有必要贯彻落实好"四不摘"政策,构建"1326"长效机制。"1326"长效机制即:实行好"1责"(五级书记负主体责任的工作机制),抓好"3兴"(产业兴、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兴的发展、互动、共享机制),强化"2促"(促进基础设施修建与维护、促进农民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机制),促进"6协"(财政金融、电商、物流、社会力量、动态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协同保障机制)的长效机制体系。     

农村扶贫标准不再区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从2009年起，我国将贫困线标准从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至1067元，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将由1497万增加到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1067元的扶贫标准还将根据2008年度物价指数做出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