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使命话语的建构：历史图景与演进逻辑——基于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文本的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使命”是揭示其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性代表语汇。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建构呈现出鲜明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担当、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旨归、以人民支持为根本动力,有明显的一致性、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发展,又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我创新;既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升华。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建构,主要围绕“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承担使命”“中国共产党承担什么样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怎样践行自身使命”等问题展开。对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文本进行考察,既可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构的理论方法,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建设使命型政党的实践图景。     

基于党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话语演进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史集中反映了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承载着党的历史使命的话语表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章的历史使命话语在百余年的发展中经历了由探索逐步走向深化的过程,话语主题呈现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历史演进,在时代的纵向发展中表现出话语内容的政治性、话语发展的延续性、话语表达的时代性特征。新时代党章的历史使命话语进一步转化为现实势能,从根本上有赖于在党章的制定中坚定历史使命话语立场、在党章的修订中更新历史使命话语内涵、在党章的宣传中创新历史使命话语表达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百年探索与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语境下转化、形成和发展的话语体系。从历时性考察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包含以阶级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话语(1921-1949)、以生产方式解放为目标的建设话语(1949-1978)、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改革话语(1978-2012)、以梦想实现为目标的复兴话语(2012年至今)。从共时性考察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始终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为轴心,积累了一系列代言经验:从话语内化来看,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辩证统一;从话语原则来看,要坚持党性导向、人民导向、问题导向辩证统一;从话语外化来看,要坚持历史视野、时代视野、世界视野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核心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语言进行过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关于语言的实践属性、阶级属性、话语功能的比较系统的语言观,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南、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导.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     

“争得民主”与“民主建政”的双重变奏——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演进逻辑

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土壤的中国式民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式民主经历了选择、探索和发展的艰辛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无产阶级民主与革命具体历史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在“争得民主”方面形成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逻辑理路,在“民主建政”方面实现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的工农民主政权—参议会“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进路,使得民主话语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累了历史经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党内法规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框架与实践路径

话语体系是通过系统的语言文字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结构来表述和构建的具有完整结构和内容完全的言语体系。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加速推进党内法规话语体系的构建,本课题从目前党内法规整体的体系结构阐释了新时代党内法规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并针对当前党内法规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境遇状况、成就与不足进行的全面描述,指出了新时代党内法规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并对于当前党内法规话语体系的构建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基于两岸四地警务合作的警学研讨话语体系之建构

两岸四地警学研讨机制需要梳理、研究和改进,科学建构警学研讨话语体系是系统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条件。可通以过规划话语主题,整合合作目标;巩固话语基础,营造合作环境;构建话语平台,推动合作深入;形成话语成果,促进推广应用,使两岸四地警学研讨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科学、持久的发展,为深化两岸四地警务合作和促进经济社会繁荣稳定服务。     

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对内”与“对外”的分野和融通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世界主义行动亟须系统的话语支撑。然而,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面临着两大难题。对此,目前需要建构一种"可欲的"中国世界主义话语,并应遵循三个标准:"个体关涉"、国家内部"普遍性"和跨文化"普遍性"。以这三个标准为基础,可以发现中国学界建构世界主义的几条进路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建构"面向国内的世界主义话语"和"面向国际的世界主义话语"这两个相互区别又共属一体的话语形式。     

“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基于对“一五”计划的文本分析

实现民生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生建设的具体目标有着不同的规划。"一五"时期是新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的时期。通过对"一五"计划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在"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之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对此,中共确立了重点建设、兼顾民生的指导思想,并且对"一五"时期的人民生活做出了适当提高的规定。这一指导思想奠定了"一五"到"五五"时期中共领导民生建设的总基调,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后人不能用以后的历史来否定之前的历史。     

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理论研讨会

议题一呼唤理论自觉自信自强主讲嘉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对话嘉宾: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笔谈嘉宾: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邹广文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角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既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顺利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目标和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的迫切需要。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受到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严重侵蚀,缺乏原创性理论和自主性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不适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要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作为理论前提,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要方法,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为现实依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价值取向。     

网络舆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危机及应对之策——基于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存在着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话语关联,与这三个维度共同的话语关联之处即社会共同利益的契合,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实现了意识形态对舆论的话语主导,保持了二者的内在话语关联。随着网络舆论时代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原有话语关联发生了变化,造成阶级话语难以统领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被显性化网络情绪所"稀释"、灌输式话语遭遇参与式话语网络抗争等话语危机。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网络情绪把握社会现实以实现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链接,需要依据网络舆情具体地把握共同利益、设置主导性议题影响全民话语,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表达、讨论以化解参与式话语对灌输式话语的网络抗争。     

论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以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例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我们亟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和创新“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思考如何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揭露台湾当局的“话语扭曲”和“话语抹黑”,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具有时代性、政策性、理论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进行包括追求国家统一正当性、遏制“台独”分裂必要性、延续和平发展重要性、深化融合发展必然性、反对外部干涉合理性等内容的话语构建。新时代两岸关系话语体系建设路径,至少包括两岸关系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的建设。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以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例加以阐述,以纪念厦门大学百年校庆。     

我国EOD模式实施路径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为进一步推进EOD模式,我国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探讨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产业开发项目,以推动一体化方案的实施进展。以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和EOD理论为基础,结合不同时期EOD政策内容,以更加科学合理地分析EOD模式相关政策结构及特征。研究发现随着EOD模式进一步开展,EOD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政策文本中,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其次是需求型工具,整体表现出工具使用状况的不平衡,有待进一步调整。该结论对于了解当前EOD项目相关政策、分析EOD项目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对未来更好地推进环境生态治理为导向的项目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基于中纪委工作报告及相关制度的文本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建设惩治与预防腐败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反腐败策略。对1982年至2018年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显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兼容性、实效性逐步提升。对相关制度文本的发文主体、内容和引用关系的分析表明,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但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特征日趋明显;反腐败制度的侧重点从对个体的道德约束发展为对权力的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优化和派生制度的拓展同步推进,制度体系的结构不断优化。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执行主体和监督责任界定日益明晰,多部门协同推进制度实现渐成趋势,制度体系逐渐呈现系统运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