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数字科技引领湖北省“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建设研究

新一代数字科技加速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渗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建设,是湖北省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必然选择和重要路径。从数字学科、数字产业、数字企业、数字政策等方面深入分析湖北省数字科技发展支持要素,从数字科技助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等维度分析湖北省数字科技发展成效,剖析湖北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科技应用与产业化不足、数字科技孕育新模式新业态乏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不足等短板。聚焦数字科技顶层设计、数字科技创新体系、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数字科技成果转化、数字科技平台建设、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加快建设“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政策建议。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数字经济转型中的就业群体分化及多维治理

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推动现代经济结构数字化转型。从经济演进逻辑来看,数字经济转型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种模式影响劳动生产率两极化趋势,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催生新职业与新业态,加快劳动者转岗流动。从政治社会逻辑来看,数字经济转型加深就业群体分化,变革劳动控制方式与劳资权利配置。要充分重视数字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优化政治社会政策设计,保护弱势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基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进,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时代。然而,数字政府理论建构却滞后于数字政府实践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政府的概念和形态,但仍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以界定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和治理模式,更鲜有研究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性实证评估。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入手,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OPCE理论框架,原创性提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利用定量、定性和大数据等方法评估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01个大中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进而探析了治理规模、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机理,验证了评估体系的合理性。     

争创全国“数字化引领转型升级”标杆城市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我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江苏样板。苏州将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为主攻方向,全力打造全国"数字化引领转型升级"标杆城市。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要素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价值与关键举措

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应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关系变革的切入点,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其对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等的作用机制阐释数字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从实践层面上指出数据要素能够触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造就业的新空间、提供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以及根植新的消费市场。因此,加快推进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激发数据要素使用活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消费领域新模式、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是运用数字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是人类社会迈向数字时代背景下公共治理变迁的重要走向,体现了公共部门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念与实践的认识深化与演进。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政府构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数字国家、数字社会进行治理的结合,其实质是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数字政府治理超越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政府管理变迁互为前提和条件的悖论,将治理的目标和途径从推进政府变革转向创造基于数据流动和使用的数字政府与数字国家、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共同价值。数字政府的实现条件是实现数据的无障碍流动,推动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以及优先选择基于国家战略和民生福祉的数据驱动治理创新。     

场景创新：机关事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思路探析

<正>机关事务行业必须勇当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改革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数字场景应用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之弥合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制度化安排，也是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生活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的落差使部分老年人成为数字化传播时代的弱势群体，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凸显。为此，需要政府、社区、企业、家庭和老年人自身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从优化顶层设计，充分释放政策综合效应、强化数字赋能，加快智慧社区建设、践行企业责任，持续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重视数字反哺，加快推动数字技能代际传递、倡导终身学习，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方面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等几个层面，为数字时代的老年群体赋能，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建设数字政府 提升治理效能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省委省政府明确将数字政府建设列入"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省委深改委多次要求加大数据交换共享力度,着力解决"信息孤岛"问题。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取得了良好成效。展望"十四五",要按照"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政府数字化改革步伐,为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东京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做法

近年来,从建设"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到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再到近来热议的"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化已全面融合渗透到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摆在各国城市治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国际发达城市都在积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希望用数字技术深度参与城市各项管理,用数字化手段促进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