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立法走下神坛

法律专家认为,民众参与立法过程,将过去难以接近的立法“神坛”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是我国地方立法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可喜趋势。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利益多元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人们的权利义务意识也在不断强化,这在客观上要求立法机关给予民众更多的立法参与权。“开门立法”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是立法制度可贵的自我完善     

清末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清末十年（1901-1911年），国内群体性事件蜂起，呈愈演愈烈之势。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根本原因是民生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持续爆发，使官民关系日益恶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清末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助于引起今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提供历史借鉴。     

“保钓运动”中的暴民文化——以“蔡洋事件”为例

在2012年的“保钓运动”中,国内短时间内爆发的爱国情绪让世界震惊,同时“保钓运动”当中出现的个体或群体性暴力事件也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本文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蔡洋事件”和其背后反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层次解读.     

论“变通规定”批准权——兼评《立法法》第7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5条涉及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难题,是当前“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立法放权”衔接错位的产物。这一规定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在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中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要涉及“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便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同时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批准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     

执政党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研究

如何妥善处置逐年攀升的群体性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检验和考验,解决群体性事件最有力、最稳定、最长效的机制就是法律机制。由于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特殊性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其处置办法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一条途径。要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制度创新,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基础。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

对群体性事件本身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直接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本文分别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由来、群体性事件与突发事件的区别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等多个角度,提供了认识和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新视野,进而提出“新群体性事件观”,这无论在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治理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预防措施研究——基于对平顶山市石龙区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环境污染现状、污染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环境污染不断恶化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导致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由于一些建设类项目不符合环境评价标准,引发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质疑和对环境污染的担忧,政府的不当行为使矛盾激化、升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措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完善环境保护立法,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构建环保系统风险评估体系等,从源头上消除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另一方面,政府在事关重大项目决策时要关注民生,听取民意,信息要公开透明,以减少导致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     

《公共卫生安全,律师代表委员有话说》系列报道之十二:制定公共卫生法 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法律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突发性、未知性1等特点,往往让人措手不及。我国虽然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尚未完全解决依法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问题。就立法层面看,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建设中,已经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安全法、职业病防'冶法、动物防疫法和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多部法律,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实施条例》等法规。     

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的制度关卡——《福建省动物防疫条例》解读

<正>2022年7月2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福建省动物防疫条例》。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动物防疫工作中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用法律武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聚焦群众关切“动物防疫立法多是针对规模化养殖,散养动物分散、量大、难管,需要立法关注”“小区犬只大便随处可见”“流浪犬伤人事件不时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立法过程中,     

我国卫生应急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非典”爆发以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于卫生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在原有《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置方案》(试行)等法律文件,正在努力构建“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和“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此外,我国还在制定《新发传染病防控战略》,以健全不     

地方立法的区县“基因”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现代法治理念，法律、法规不再是立法机关专属的“私人产品”，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产品”。立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立法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少地方不仅实行了“开门立法”，在立法程序广泛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以确保制定的法律、法规符合民众的利益和市场的需求。这就使得，区县人大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成为可能。     

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基本理念和战术原则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一些社会矛盾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的一年间,各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问题,2008年1月30日,国务院组织召开了“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和指导这一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作。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关于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一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处置教训给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深刻的警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深化对处置群体性事件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建设,加强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立法工作。     

委员建言献策荟萃

今年以来，接二连三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已经触痛了社会的神经，更不必说种种因地方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民众中事件层出不穷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如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期待出台更为有效的处置机制，不仅包括预警机制，沟通对话机制，也包括管理和善后机制，使群体性事件能妥善解决。——卢炬甫     

我国全面清理现行法律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署，有关方面对我国现行200多件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提出近2000件清理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开始审议的有关议案建议，废止8件、修改59件141条法律。有关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包裹立法”的形式集中清理法律。这种立法形式有利于提高立法效率，也有利于法律的协调和完善。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废止的8件法律分别是：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

网络媒体的多样性、开拓性 ,其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自由度高、难以监控 ,使其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容易产生不真实和不恰当的报道 ,给事件的处置增加困难 ,甚至致使事件恶性发展。采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网络媒体加强监控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 ,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 ,是降低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法律地位的再认识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也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特色所在。发挥好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的特殊作用 ,使自治权的内容能真正落到实处是民族自治地方缩小与发达省、市差距的必然选择。正确认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是发挥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殊作用的前提。判断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应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的地位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两个层面来分析。一、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的特殊地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有二重性 ,当民族自…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

按照200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相关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当前中国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不管是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为民间纠纷而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因经济纠纷而引发的社会骚乱,都是为了解决具体利益问题,或者发泄某种不满,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只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一种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然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但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体制性迟钝是一种"利益性迟钝"

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应对过程中表现出"体制性迟钝"的现象.笔者以为,"利益性迟钝"是体制性迟钝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利益性迟钝,是指由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党政官员,在热衷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过于漠视民众的利益,不把民众的利益当作根本利益,因而在面对因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常常是对下无动于衷,对上谎报、隐瞒;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常常是采取简单化的压制方式,从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