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人免责——评析《保险法》第六十七条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这是我国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保险人免责的规定.此规定对于避免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防止保险制度的滥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发挥保险制度的消化风险、分散损失等社会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解释上对于此条规定的免责条件和免责范围不甚明确,给保险理论和保险实务带来诸多困惑.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保险人免责的立法根据,并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意见.     

人身保险中保险欺诈的法律后果——以新《保险法》第43条为切入点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的一种射幸合同,因为保险合同中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极易诱发道德风险。我国最新修订的《保险法》中关于控制投保人与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或将免除保险人的理赔义务,或将剥夺相关受益人的受益权。但是新《保险法》的规定过于笼统,过度地偏袒了保险人的利益,损害了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的利益。     

论死亡保险金的非遗产化处理——基于对《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分析

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1款规定,死亡保险金在无指定受益人的情形下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该规定混淆了死亡保险金与遗产,受益权与继承权,以及保险关系与继承关系.死亡保险金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法》第42条第1款应当按照保险金的本来属性进行修改.保险法应当建立法定受益人制度,以解决无指定受益人情形下保险金的给付问题.     

我国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刍议——兼评2009年新《保险法》第17条第2款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特性、保险契约特性及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构成了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深厚法理基础.在保险实务中,在平衡保险契约当事人利益基础上,应当合理界定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范围,提高保险人提示、明确说明标准.在目前各保险经营机构对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规定各不相同,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下,应推进保险条款通俗化,提高保险条款的可读性,尤其是对免责条款口语化、通俗化、标准化;并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提醒、说明方式提出实质性要求.     

保险人法定解除权正当性与合理性之探析——以《保险法》第17条、第37条之规定为例加以考察

本文以我国现行《保险法》第17条、第37条规定的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为考察对象,用最大诚信原则分析了上述两条文中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定解除权的合理性作了探讨,分析了两条文存在“法律概念不确定”、“部分规范漏洞”及“全部规范漏洞”等不合理之处;并针对这些法律漏洞,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对两法条的完善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保险利益概念立法之检讨——以我国《保险法》第12条为中心的研究

可保利益是保险法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是,我国保险法理论界长期将它混同于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2条对可保利益的规定不仅内涵模糊,而且外延褊狭。应当将财产保险的可保利益界定为经济利益,同时予以适当限制;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然的情感利益,另一部分是经济利益。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中的立法抉择——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之冲突的解决

新刑法第90条与立法法第66条都是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协调的规定,但在主体、立法方式、生效或者施行的法定程序、法律表现形式四个方面存在差异。比较而言,立法法第66条在法律语言、立法技术、法律规定上都优于新刑法第90条。因此,在立法法施行后,特别是今后,应适用立法法第66条,不能再适用新刑法第90条。     

缔约责任构成要件探析——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58条之规定

我国立法对缔约责任构成要件规定的不明确,理论上对此看法并不统一,所以有必要对缔约责任构成要件予以探讨.为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交易安全保护与鼓励交易的立法政策,缔约责任的承担原则上应要求责任人有过错,同时应在特殊场合承认无过错责任.在判断过错时,要在个案中考虑责任人对缔约对方的信赖能否预见.受害人的信赖是缔约责任产生的前提,但缔约责任的发生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无关.在因果关系上,信赖利益受损与致损缔约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     

论财产保险合同的转让——兼评我国新《保险法》第49条

现代社会中,财产流转十分频繁。财产保险作为流转安全之保障,如果不能随财产及时流转,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保险合同具有特殊性,故其不仅应符合一般合同的要求,还应受到保险法中特殊规则的约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保险利益原则。保险标的转让是否能引起保险合同的当然转让,各国及地区保险法中主要有＂属人主义＂、＂从物主义＂以及＂折中主义＂三种立法例。我国新《保险法》兼顾了＂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能较好地平衡保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     

侵权法上公平责任的适用:立法与司法的比较研究——对《侵权责任法》第24条之理解

公平责任是民法公平原则在侵权法上的具体化。一般而言,公平责任包括作为归责原则的公平责任原则与作为责任分配结果的公平责任两种类型。关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定位,存在立法和司法两种不同态度,立法倾向于作为责任分配结果的公平责任,司法倾向于作为公平责任原则,作为折衷,第24条应定位为一种兜底性归责条款。在司法适用上,应明确其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并严格按照构成要件做出裁量和判决。     

破产免责制度的理性思考

破产免责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各国的破产免责制度均是针对自然人而言。我国现行破产法律制度只适用于企业法人,在这种立法体例下,自然不存在破产免责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破产免责制度。     

司法鉴定人错误鉴定的民事责任及其豁免

鉴定人因出具错误鉴定结论导致诉讼当事人的损害应当承担专家民事责任。这不仅是出于鉴定人的特殊诉讼地位,同样也由他的专家属性所决定。其承担的的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且该赔偿责任的主体为鉴定机构更为妥当。在法律责任豁免上,由于鉴定人与普通证人性质迥异,不宜赋予其普通证人才享有的广泛豁免权,但是依然可以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免责。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探讨

适用除外制度是指为了维护经济运行效率、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合法存在的制度。社会本位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根本属性,其经济学基础在于竞争存在缺陷和垄断具有积极效应。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涉及农业、国家垄断行业、部分自然垄断行业、知识产权以及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等。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程序包括申请、审查、批准、撤销等内容。     

经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许多环境污染事件相继出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在法律领域需要认识与协调经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的冲突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利益需求的不同,环境权聚焦于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发展权聚焦于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协调环境权与经济发展权的基本思路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协调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     

劳动权的权利谱系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的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的有机结合.深刻认识劳动权的特性,需将劳动权的相关权利进行具体界定,以揭示劳动权的高位阶性、劳动权谱系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以及劳动权的功能价值.     

论进一步完善探望权制度

现行婚姻法中的探望权在立法上仍有瑕疵,从探望权的适用范围、其权利和义务主体以及探望权的中止与强制执行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探望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论保证法律制度中保证人的追偿权

本文就保证人追偿权性质、追偿权的行使及相关理论及概念予以解析 ,以便我们在实践中能正确应用保证法律制度 ,在体现公正责任原则的之时 ,也能充分保证保证人追偿权实现 ,并促进保证法律制度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担保作用和功能的发挥。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

由于量刑情节复杂多样，因此量刑情节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科学地解决量刑情节的冲突是正确适用量刑情节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解决量刑情节的冲突，较为合理的方案是先确定一个量刑基准点（或幅度），再考虑趋重与趋轻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平衡。在未来的立法中应规定定量分析、积分抵消的方法，采用抵消说。     

试论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归责原则又是产品责任的核心问题。对我国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诸多观点进行分析,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能适用严格责任。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之界定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系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或完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中制作或获取(已经收到或被送达)的,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非终极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一些地方立法已就过程性信息做了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回避,以致实践中各种分歧,故利用制定行政程序法、修订《条例》之契机,在豁免公开的范围内增列“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事项,在结构上分为豁免公开与准予公开两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考虑“损害标准”与“豁免公开限制条件”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