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应急管控何以可能——基于尺度与力度平衡的系统分析

新型风险背景下,风险态和日常态相互交织,“风险态为主时保证常态运转的底线”与“日常态为主时保障应急管控的底线”同等重要。基于社会系统平衡的理路,提出“适度应急管控”的概念,以解释底线突破将会诱发次生灾害、溢出效应和韧性缺失等后果。进而,以尺度与力度平衡为框架,分析风险应对中何以兼顾目标与方法、资源力与应对力等要素的协调性,为建构应急管控与常态运转持久平衡的动态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实践中尤其要把握“过度的上限”和“不及的下限”之间的适度空间,可以构建一个描述应急管控平衡态的“九宫格”的类型象限,为适度应急管控的方向调整与变革向度提供路径借鉴。     

如何构建我国适度劳动制度

<正>宋周在2014年8月11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近年来,"过劳""过劳死"等词屡见报端,劳动者过度劳累的问题正日趋普遍。应对这一问题,需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形成适度劳动的社会共识。首先,劳动者及其家庭要形成适度劳动的观念。劳动者及其家庭要转变观念,摆正劳动与财富的关系,适度劳动、科学劳动、和谐劳动。其次,企业也应树立适度劳动的意识。企业应当转变管理模式,创造良好工作氛围,倡导快乐劳动。再次,政府要倡导适度劳动。政府要引导社会反思过劳死现象,主动宣传适度劳动观念。     

智能互联网时代法律变革的中国理路

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变革从未停歇过,互联网、信息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发展及其在中国社会领域的广泛运用,促动了社会结构的解构,并进而引发法律领域的新一轮变革。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问题,说到底依然是一个传统法学问题,即科技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审视技术进步对中国法律变革式影响的理路,析清中国法律变革中的隐性问题,探寻中国法律变革的动因机制,审视当代法律变革是如何发生的,面临的问题从何而来,在全面来临的风险社会中将走向何方等问题,既是当代中国法律变革中的内涵性命题,也是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性命题。     

人工智能之于法律的可能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挑战。让法律更加"智能"地应对人工智能化,应构建技术和法律为主导的风险控制机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道德法律准则,促使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缺电形势下依法限电的法律风险防范——以广西为例

依法限电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各种利益诉求多元化,面临复杂的法律风险。依法限电不仅是应对电力紧缺引起的电网安全问题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政府相关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能而运用的必要的社会管理手段。良好的依法限电管理秩序不仅仅依靠政府和电力监管部门主导,还需要发电企业、供电企业以及用电户等各方参与。应对缺电形势,维护供用电秩序,需要法律的理性和群体的智慧,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控制依法限电带来的法律风险。     

风险社会语境下商法的理念变迁与制度创新

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反思现代社会的新视角,市场风险的内生性和普遍性意味着商法制度创新和变革的机遇,在商法制度和体系建设中,应以交易风险理念为指引,积极反思现有制度在应对风险社会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探讨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应对风险的预警、防范和控制机制。     

风险社会下的毒品犯罪及侦查模式研究

风险社会下,毒品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因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而涉毒致富,利用网络技术贩毒制毒,毒品文化影响整个社会环境等等。同时,毒品案件的侦查模式在风险社会也发生了转变:侦查途径的变革、侦查措施和侦查工作方针原则的转变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依赖等等。侦查机关要高度重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理智面对侦查模式的变革,从中发现存在的各种隐患,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志愿者受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研究

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致使在个案处理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局面,甚至可能出现对法条的不当解读导致志愿者受害赔偿责任难以落实的情况。目前,学界关于双方关系存在三种观点。根据控制理论,基于公益性及社会公平,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类雇佣关系,即可适用雇佣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并进行适度调整。依据致害源的不同,应选择合适的法条,合理确认志愿者受损害的赔偿责任分担。为降低运营风险,志愿者组织还应与志愿者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韧性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实践路径

城市不仅要应对自然风险,而且要应对社会风险。随着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体系的日益复杂化,调适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减缓风险冲击与扰动的意义愈发重大,韧性城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对风险社会新范式。韧性城市的目标是培育城市功能韧性、社区韧性与社会韧性,以确保城市灾害期的基本正常生活秩序以及重灾后迅速恢复至灾前水平的能力。韧性城市建设需要借助智能技术手段和智慧社会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的韧性,以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论不法原因给付向自然债的适度转化——兼谈我国民法对二者的规定与完善

不法原因给付与自然债在民法上的制度归属不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及法律强行性规定是区别二者的关键。当社会观念与道德标准对行为的容忍度发生变化，不法原因给付可向自然债适度转化。分离原为不法的给付并在司法上分别处理，突显自然债这一传统而特殊范畴应对民事生活新变化的独特贡献。我国民法对二者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应予以完善。     

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

虚拟社会舆情风险较高,且具有与传统社会舆情风险不同的特点。对于党政机关来说,虚拟社会存在大量触发舆情的风险性因素。有效防范和治理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应做好舆情风险的实时监测,并做好舆情风险的预警和预判,同时应强化舆情风险源头管理,注重媒体沟通,强化社会协同,构建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提升政府舆情风险应对能力和舆情风险意识。     

网络时代的行政法学发展之思索

网络社会的发展将会带来法律上的大变革。本文从网络时代的特征入手,分析了对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同时又借鉴了英美国家的经验,从而提出了信息时代中我国的应对之策。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     

军事变革与国力支持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持,不仅要有相应的军费开支,更要有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保障,还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要正视与克服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名牌战略实施

名牌战略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应重点在法律规则、公平公正、战略规划和服务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尤其要在不断深化市场观念、法治观念、社会治理观念以及政府管理观念变革中, 为名牌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服务,创建最佳经济环境。     

风险社会中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挑战与变革

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特征构成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风险的不可预测性、知识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蔓延性以及人为性成为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主要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应当在治理的理念下，从风险沟通、资源整合、应急决策、主体联动、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对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进行变革。     

警务知识管理:社会背景与现实条件

世界正在进入复杂多变的"风险社会",依靠传统的个人经验、技术手段和组织管理方式已经无法全面预见和应对风险社会的各种不确定危机。充分开发利用民警个人知识与公安组织知识,提升集体智慧,成为公安机关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知识经济的到来与学习型组织的兴起为公安机关导入知识管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开放的社会环境与公众不断攀升的期望给警务变革创造了压力与动力,我国公安机关在学习理念与意识、技术条件、知识与经验积累、人员素质与人才储备等方面有了良好的基础,导入并全面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构建学习型组织,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