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理性逻辑和双重面向

中国与新加坡几十年的双边互动创造了大国与小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典范,两国在交往中既注重务实的工具性功能合作又隐含着价值层面的谨慎权衡.在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发展中,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选择体现了这种双重面向的基本逻辑,并随着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演变而作出相应调整.当前新加坡领导层正处在新旧更迭的过渡期,能否延续从李光耀时代至今的外交智慧与传统将是对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重要考验.不论如何发展,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合作与平衡、互构与共生仍将是未来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国际社会以及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亚太战略视域下的美国—东盟关系考察

由于东盟地区在地缘、政治、反恐、经济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奥巴马履新以来,主动接近并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间关系,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态势渐趋明朗。然而较长时期内,东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仍将主要让位于中国、东北亚、日本、印度、阿富汗等关键国家和地域,这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与东盟关系深入发展的限度。东盟唯有自身行动机能和决断能力的实质性增强,才能赢得美国持久根本的战略关注高度。     

东盟与大国关系评析

冷战后,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和“9·11”事件之后,中美日等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东盟各国认为,单纯依靠东盟自身的力量是无法保障本地区安全的,而大国出于利益的驱动和对权力的追求,一定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和竞争,利用这些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可以达到某种均衡的态势,从而保证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在东盟各国看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一个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因此,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

本文在回顾战后日本-东盟关系演进的基础上。描述了两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时较为密切的全方位关系,到冷战结束以来平衡性与互动性更为突出的关系样式,分析了日本-东盟关系式样形成的内外原因,并对日本和东盟相互战略认知进行了探究。文章认为,在东亚国际格局变动的新时期里,日本-东盟关系将在前者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石”以及后者以“大国平衡战略”为标杆的基础上,日本将继续寻求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政策平衡点,而东盟则在继续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依然会将中、美、日为核心的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纳入并塑造为该地区的基本平衡力量。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的不断壮大,并奉行灵活进取的地区多边主义,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与东盟国家颇为紧密的传统关系、尤其经济关系方面相应会面临三大效应的影响,将朝着平衡性、互动性、竞争性相对更为显著的发展方向演进。     

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和地缘政治挑战,东盟将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改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东盟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从区域层面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发展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东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实践表现出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为主体的治理导向、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等诸多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东盟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上升、内部凝聚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多重复杂挑战。为此,东盟通过维持大国对冲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作、深化东盟一体化建设等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逐渐实现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自觉推动者的转变。     

社会地区主义——东亚从SARS风暴中能学习到什么？

经济地区主义应该与社会地区主义(Social Regionalism)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东亚目前的地区主义只是经济地区主义,缺乏应有的社会性。2003年的SARS危机暴露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缺乏社会合作的弱点。为了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人们必须从SARS风暴中汲取应有的教训。SARS风暴后,东亚地区合作应具有更多的社会负责性,即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地区承诺。东亚应该以预防、抗击SARS上的地区合作为契机,以卫生合作为重点,着手制定地区社会合作战略,开展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合作,为东亚深入一体化——未来地区范围内社会政策的协调,甚至社会资源再分配——创造基础。     

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影响

<正>自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调整了亚太战略。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声称,他是美国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要增强并继续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2010年1月12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就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策发表演讲,与奥巴马总统的东京演讲相比,希拉里的演讲将范围从亚洲扩展到亚太,     

论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发展——东盟政策演变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前,南海问题并未进入东盟的议事日程。自1992年首次关注南海局势以来,东盟正逐渐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逐渐形成了南海问题的"东盟化"构想。根据这一政策构想,东盟希望按照"东盟方式"确立的原则解决南海争端,同时以国际法编织的规则网络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东盟既宣布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又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表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东盟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既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的总体利益考虑和东盟部分国家的推动,也有区域外大国的干预。从长远看,南海问题"东盟化"面临着内部分歧严重的困难,但短期内却极有可能为东盟创造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东盟化"可能使中国今后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不得不面对更多来自东盟"集体行动"的压力。中国应在南海问题上坚守底线,利用好围绕南海问题的两组矛盾,抓住关键国家,推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从学理与实践的角度看两者的关系

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战略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概念演变的角度讲,国家安全战略来源于军事战略,在内涵和外延上涵盖军事战略,但其根本特性并没有完全脱离军事战略所规定的战略特性。从学理角度讲,在无政府社会中,军事战略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但对无政府的不同理解,导致军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存在差异。从实践角度讲,在和平状态下,军事战略只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作用并不突出。在非战非和状态下,军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占据主导地位。在全面战争状态下,军事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合二为一,或者说国家安全战略从属于军事战略。     

论完善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构建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既是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进一步妥善化解中国—东盟各国民商事纠纷的迫切需要。而中国与东盟各国日益深化的法律认同、现有协定与国际条约的强力支撑,加之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些都使得完善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具备全面的可行性。     

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新趋势、成因与前景分析

近几年来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台湾对东盟投资额和双方贸易额快速增长,东盟在台湾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以及双方经贸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其中台湾与新加坡率先签订“经济伙伴协议”,标志着台湾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是东盟经济的“引力”、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湾当局政策“助力”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台湾与东盟经贸往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东盟对台湾经济重要性将持续上升,台湾也将东盟及主要国家列为对外商签VrA的重点对象,但可预见的是,双方经济关系将继续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运行,且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大局。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合作

201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10+1合作的典范,引领着东亚合作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日益紧密的时代,中国—东盟合作不仅具有地区意义,而且具有全球示范效应。1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亮点,值得好好总结,同时更应务实谋划未来发展的方向,使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为中华民族的两个百年梦想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多重身份视角下的新加坡南海政策与中新关系的走向

新加坡虽是南海争端的非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也没有主权诉求,但近年来在其外交表态中多次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航行自由视作自身的核心利益,并借助东盟成员国和中美平衡者等身份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既有其多元利益诉求和地缘政治考量,也体现出其相互交织甚至矛盾的多重身份定位。本文从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分析了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并从国家身份定位、利益诉求与外交政策互动的视角,探究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多重身份定位与利益诉求,以期研判其南海政策和中新关系的未来走向。     

对力量与忠诚变迁的地区反应:东盟与印尼

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广泛担忧。经常通过东盟集体发言的东南亚诸国一贯坚持在中美两大国间保持平衡,在接纳以大国身份崛起的中国的同时,也坚决主张作为制衡者的美国应维持其在本地区的存在。我们担心的是,中美间的紧张局势若继续加剧,将使得业已不稳的亚洲力量均衡出现倾     

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

<正>自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的核心关切逐步由"反恐"转变为"重振经济"。冷战后经济增长强劲、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上升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重心。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应出现大调整,即美国着手将其二战后构建的轮毂型(hub and spokes)亚太双边同盟体系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试论新加坡的立法与国家治理模式

新加坡的崛起、繁荣与法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对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本文选择从立法的层面,来考察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模式。首先概述了新加坡的立法过程,然后通过立法的视角来透视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分析新加坡国家治理中兼具东西方文化的显著特色。     

中国与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整体合作机制,构成了中国与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总框架。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具有以中国为主导、侧重地区整体性、强调发展中国家属性和机制化等特征,不仅是南南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丰富,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大合作机制有的已进入成熟收获期,有的则开始快速发展,它们都凸显了互利性、提升了战略性、强化了机制性和规划性。同时,中国在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进行布局和规划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发展中地区具有各自的地区特点和各有侧重的发展需求,但当前运作模式趋同的整体合作机制难以体现差异性;中国与各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基础有的建立在政治互信上,有的则建立在经济互利共赢的预期上,不同的合作基础会影响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其他大国力量的影响、地区内部一体化程度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变化因素均对整体合作机制产生影响。中国作为这些整体合作机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积极谋划和应对。     

亚洲的大国协调与复合地区主义

在过去10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势头渐起,并且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休·怀特提出了亚洲大国协调的提议。然而,怀特的想法在亚洲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亚洲不认真对待,那么这一提议可能无法实现。本文旨在研究该提议内一些存在问题的假设,并认为,其提议应该将东盟的重要角色纳入考虑,毕竟东盟在当前亚洲举足轻重。本文力主将大国协调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复合地区主义的概念,旨在阐明复合地区主义的组成要素,并讨论其将如何缓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