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项重要主张,它包含了弱的和强的两种分离命题。哈特主张的是弱分离命题,它主张在法律的合法性标准的外在方面法律与价值的必然分离。弱分离命题需要社会事实命题的支持,它没有资格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命题。而在合法性标准的内在方面,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内在必要联系命题可以为法律的规范性提供合理说明,并为消除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和融合两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景。     

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 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

“恶法命题”是处理道德-法律关系的静态法哲学的核心命题,由于预设了不同的法律观,两个恶法命题非但不构成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反对关系,反而在理论功能、实践效果上具有统一性。恶法命题的真实意义存在于广义的守法环节。守法义务理论既是恶法命题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恶法命题的呼应、落实和证成。具有耦合关系的恶法命题和守法义务命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别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道德命题”和两个“分离命题”,由此形成的“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既从理论上说明了两大法学派“不同而相通”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二者共同维护正义、自由、法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实现了法哲学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是两大法学派相互争辩、借鉴并彼此补充、深化的结果。     

科学与法律领域的真相

审判过程并非仅仅是为了“查明真相”。自从美国的法律系统开始使用科学证人以来，法律领域就面临着混乱的局面。自从Frye规则到Daubert标准再到KumhoTire标准，乃至发展为修改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尽管法律系统经历了上述诸多努力，人们仍然不会相信法律系统能够从科学信息中获得预期的收益。科学主张和理论或真或假，它们的真或假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法律裁决可以断定法律真理为真．也可以断定“所谓的科学真理”为真。只有科学命题所描述的自然界现象和事件的性质——而非有关证据可靠性的法律裁决。也非法庭上的论证和交叉询问——能够证明真的科学命题为真，证明假的科学命题为假。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法律技术概念刍议

关于"法律技术"的概念,学界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法律技术"一词很早就在学界使用,很多学者将法律技术称为法律方法,但本文主张二者是有区别的。法律技术专门解决法的有效性问题。法律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其本身就是价值的技术化。法律技术虽然随着法律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者并非总是保持一致,法律技术具有有限性。关于法律技术的外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定中的技术,即立法技术;二是法律适用中的技术,主要是司法技术,对法律技术的研究对法律学的科学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需要法律人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关于法律与哲学的关系的再认识

哲学与法律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到今天新自然法学派德沃金提出的"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命题,关于法律与哲学一直是法学家和哲学家的争论的焦点。在本文中,将从法律与哲学的异同角度入手,廓清和认识二者的关系,以便在法律实践中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实现既定的法律目标。     

认知法律知识化的三个维度

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法律科学.法律知识化巳成为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法学转型的时代要求.尽管法律知识化的主张是多元的,但从其整体看,它承袭了后现代法学的衣钵,坚持以下核心观点:即将法律知识化概括为法律哲学化、法律科学化和法律平民化三个实体逻辑贯通的维度.其中,哲学化的使命是将法学从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还原为一个价值问题;科学化增强了法学理想图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平民化则打破了法学的神秘性,扩大了公民的法律参与.经由此三个维度,法律知识化之科学含义方能得以丰满和立体化凸现.     

论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

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在中国行政法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主要内容包括民政关系论、地方自治论与依法行政论。其民政关系论主张实行权能分治,以权制能,处理好民政关系,实行真正的民权;地方自治论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地方自治,以建立真正的民国;主张国家事务应该依法而行,政府行为也必须有法律的统一规范,官吏行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     

论西方史上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演变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命题,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一直被讨论。在漫长的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其各自对法律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立足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命题,以西方法制史上三个不同法学派的观点为依据展开研究、进行批判,以明晰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关系及演变。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一个问题史的考察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是在各流派的相互批判与辩驳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推进的。法律现实主义在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动中确立其法律不确定性命题;其理论面向上的承继者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在与哈特、德沃金提供的旨在克服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方案的辩驳中论证其不确定性命题;而其经验面向上的承继者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在批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理念化倾向的基础上论证其经验性研究进路。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对现实的确定性的寻求。     

法律的自恰、权威与正当——《法律的概念》批判性阅读

解读《法律的概念》具有三个内在的思考线索:法律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法律起作用的条件是什么?法律具有正当性的条件是什么?而这正是通过《法律的概念》构筑三个命题来实现的:社会事实命题、实践权威命题、承认规则命题.分析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并批判性的指出作者在构筑这三个命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现代化的三个层面——从法律“西化”概念说起

本文希望区别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它所对应的历史是 1 9世纪和 2 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由此 ,人们可以把法律现代化大致分为法律西方化、法律本土化和本土法律创新三个层面。其中 ,法律西方化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向非西方社会的单方向传播的过程 ,包括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的法律西化两种情况 ,这是与近代西方扩张的历史相联系的 ;法律本土化是指西方法律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融合与适应生长的过程 ,它是对法律西方化的一种扬弃即更高层次上的肯定 ;本土法律创新 ,主要是指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模式的创新 ,它与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共性 +本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应该有所区别 ,本土法律的创新是法律现代化可能达到的层面 ,但不是必然的层面 ,本文讨论了本土法律创新的制度标准、社会标准与时间标准问题。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纯粹法学与纯粹法律——论原则性法典

纯粹法学是当今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潮,它坚持主张将国家实在法律之外的一切规范、道德伦理或价值因素排除出法学的研究范围——这也是其核心命题。那么,怎样评价纯粹法学的这一核心主张才较为恰切?这至少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它的理论源流;它的纯粹工作本身;它的问题意识;它的理论限度以及它的哲学基础。     

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

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释法律是要探求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性问题 ,是需要用哲学方法来说明法律的过程 ,因而是一个哲学命题 ;法律解释所针对的是法律的具体规定或与法律相关的具体事实 ,因而是一个法学命题。     

科学与法律领域的真相

审判过程并非仅仅是为了"查明真相"。自从美国的法律系统开始使用科学证人以来,法律领域就面临着混乱的局面。自从Frye规则到Daubert标准再到Kumho Tire标准,乃至发展为修改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尽管法律系统经历了上述诸多努力,人们仍然不会相信法律系统能够从科学信息中获得预期的收益。科学主张和理论或真或假,它们的真或假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法律裁决可以断定法律真理为真,也可以断定"所谓的科学真理"为真。只有科学命题所描述的自然界现象和事件的性质——而非有关证据可靠性的法律裁决,也非法庭上的论证和交叉询问——能够证明真的科学命题为真,证明假的科学命题为假。     

法治时代的解释主义之争——以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为分析对象

发生在陈金钊和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扩及到对诸多相关法律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双方秉持各自"反对解释"抑或"如何解释"的立场,从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之争不断地上升到对相关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司法观之争、法律观之争以及法治观之争等。无论是主张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还是主张能动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实际上,法治时代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论司法解释的对象

司法解释的对象具有可解释性、与具体案件的关联性和完整性，因此司法解释的对象应是法律文本。解释的辅助材料、习惯、判例不在法律文本范围之内。法律文本的特征在于国家权威性、书面表达和公开化等，同时法律文本可分为法律语言和法律意义两个层次。     

法律是否需要道德——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批判性阅读

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同自然法学家富勒长达17年的一场论战。实证主义法学派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离,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学说或者分离命题,而自然法学派则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的学说或结合命题。但仅以此定义并未能反映出双方论战所具有的现实意识及对待问题的态度。本文试从富勒所著文章《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的角度出发,解析其背后所具有的实践性意义。     

对婚外恋主张隐私权的法理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婚外恋的现象逐渐增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婚外亦能否主张隐私权这一问题，从法理角度，通过对法律和道德两者间关系的分析和思考，以权利和行为应相对分离的构想为基础，主张在法律上首先应承认并保护婚外恋者的这种隐私权，但同时法律对其婚外恋行为应认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