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试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

政治企业家的净利益是一国制度变迁函数的自变量之一,对具有不完备政治市场的集权政治结构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作者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模式定义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并用政治企业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政治行为来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用政治企业家的效益、成本函数来理解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渐进性、强制性、盈利性、边际性、局部性、试验性等特性。这一模型内在矛盾的充分展现部分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停滞乃至逆转。从政治企业家主导型转化为企业家主导型,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变迁和意识调整,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深化的充分条件。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制度变迁及目标模式

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自孕育起就经历了多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对原有体制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尤其是2003年,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的监管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往的监管体制相比,以国资委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制在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职责、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等方面,都有重大进步,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新型的监管体制在界定中央和地方国资机构的权利、规范中央和地方国资委的运作等方面仍亟待完善。     

制度变迁与中国当代

西方经济学从学派上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大派别。由制度学派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一、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有诺斯、戴维斯和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制度变迁的分类及特点: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     

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互动进行了论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说明,文化与制度是相通的,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极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文化与制度,尤其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变迁或制度变迁是在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中演进的。文化变迁也好,制度变迁也好,在许多情况下若缺少了相应的文化与制度动因,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创新型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选择

迄今为止,中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将中国经济改革视为“渐进式改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但实际上,“渐进”既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特征,也不能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认识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     

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     

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官邸制度变迁

“官邸”的含义．现代汉语权威工具书给出的界定是：由公家提供的高级官员的住所,以区别私邸。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其作用至关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结合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在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科学归纳与概括其中蕴含的启示,从而为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制度变迁中农地产权创新的理性选择

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农地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制度的生成和导致制度变迁.现行农地制度凸现出一些急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表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滞后与制度变迁方式的调整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滞后的表现,其次仔细分析了强制性供给滞后的根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策略、原则及具体的制度改革的思路.     

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制度变迁.比较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可得到几点宝贵的启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与路向选择

诺思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并不总是有效的。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点展开,然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建国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试图以一种新视角来分析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帕累托低效率的原因以及产生帕累托最优的路径。     

浅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

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历程的大致回顾,较详尽地分析了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的制度缺陷,并归纳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特征,提出了若干制度安排的建议。     

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制度改革研究: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

纵观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基于供求分析框架和寻找心理认知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前人理论成果做一梳理,并分析现有理论解释现实的成功与不足之处,指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执政制度伦理的缺失与重构

执政制度伦理作为执政伦理的核心,在执政伦理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执政制度进行伦理分析,揭示执政制度伦理安排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建立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系,顺应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改革思路

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轨迹 ,在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巨大功效的同时 ,具体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缺陷 ,针对此类制度缺陷 ,提出了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