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内在症结与解决途径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除了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的历史积怨以及美国对伊朗长期制裁和军事威胁引起的现实矛盾外,还涉及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对外部势力影响的排斥,再加上美国为了维持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因而试图改变伊朗现政权等现实因素.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纠葛,使双方陷入某种难以化解的冲突困境.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对国际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威胁,美伊双方应从理性出发认识这种冲突的不利后果,通过民间社会交往消除成见,推动政府开展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     

对抗，还是缓和？——核危机下伊朗对美政策解读

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同时,又注意讲求策略,避免矛盾彻底激化,其目的是促使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从根源上解决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后内外交困的处境是伊朗寻求伊美关系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伊朗已经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关系缓和的可能。但是,如果美国在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伊美将会走向军事冲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将是美国的优先选择。     

论美国对伊朗之战的必然性

本文从美伊双方多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以论证美伊战争的必然性。文中强调维护全球霸主地位是美国对伊朗之战的根本驱动力，控制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美国对伊朗之战的现实考量。认为伊朗现政权的反美宿命使美伊对抗从根本上无回旋余地，指出伊朗核问题是美伊之战的导火线，亦是战争升级的强大引擎。总之，美伊战争不可避免，美国收拾伊朗势在必得。     

伊朗核问题如何收场之探析

伊朗核问题的争斗旷日持久、一波三折,美国与伊朗矛盾对抗日益加剧,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分析了伊、美的战略以及欧盟、阿盟与俄、中的立场和态度,认为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对伊朗越来越不利,和平或战争在于美、伊两国领导人意志力和判断力的较量。     

朝、伊核问题之比较分析

朝、伊核问题是最近几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两大热点问题,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上,两大问题出现并激化的原因,既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也有诸多差异之处;二者在本质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解决朝、伊核问题的途径既有共性,又有很大不同.认真比较和分析二者之间的种种异同,对正确理解和看待朝、伊核问题非常重要.     

2012年武装冲突法事件评述

2012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热点问题突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些武装冲突事件值得关注和重视：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局势所作一系列决议是否合法;伊朗、北朝鲜核活动继续冲击着核不扩散机制;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中东和平进程面临新的挑战;关于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是否适用于阿富汗平民;土叙边境冲突中双方部队主张行使自卫权孰是孰非。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局限：以伊朗核问题为例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国际社会为监督国际核活动、防止核扩散、保障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设立的全球性组织。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机制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以伊朗核问题为例，深入分析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不扩散领域存在的局限与失误，有利于今后进一步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地位与作用。     

*美国与伊朗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

阿富汗战争前,伊朗就一直视塔利班为敌人。“9·11”事件是由被塔利班所庇护的基地组织所为,因而塔利班也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对塔利班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阿富汗的毒品交易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愈益猖獗,它继续支撑着塔利班的生存并严重威胁到伊朗的边境安全,也对美国重建阿富汗的努力构成重大挑战。反对毒品交易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又一共同利益。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第三个共同利益是阿富汗的安全与发展。但是,美伊两国的对阿富汗政策是基于它们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因此,两国在阿富汗存有巨大的利益矛盾,这使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难以导致两国的切实合作。     

强制外交与伊朗核问题

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危机的一种战略.在伊朗核问题上,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力图使用强制外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然而,从2003年至今,伊核问题不断反复,持续升温,目前已发展成为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强制外交战略谋划不够清晰、设定强制期限约束力不足、存在“后续成本”以及伊朗国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强制外交始终难以奏效.未来很难断言美欧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而可以肯定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试析美国布什政府外交战略与核不扩散政策

美国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其推行的核不扩散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战略目标决定着其核不扩散政策的实质和内容,而其核不扩散政策又是为实现其外交战略目标服务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狭隘性不可避免导致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与国际防扩散努力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反而使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推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     

伊朗核问题的“心酸”与“无奈”——伊朗发展“核”的原因分析

伊朗核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多年来为了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美国同它的西方盟友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战争威胁,国际社会对其更是"严防死守"。然而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本身的缺陷,美国和安理会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等,使得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不断加深。加之出于对能源安全、民族自尊心等方面的考虑,伊朗一直强调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伊朗走上拥核这条路有其深刻的缘由。     

伊拉克核活动与国际防核扩散难题

伊拉克的核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初出于民用目的。海湾战争后不久,国际社会发现伊拉克曾秘密进行大规模核武研发活动,这显露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保障监督和出口管制方面的漏洞。为此,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加强了核保障监督体系和核出口管制体系建设。对伊拉克核活动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反应所做的深入分析还表明,国际社会在防核扩散方面面临诸多难题:安理会难以达成共识、核查的非否证性、武力防扩散的效能与合法性缺失等。为解决难题,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减少核扩散诱发因素的措施,强化现行核不扩散机制的效能,如核大国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所规定的核裁军义务,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大力加强地区无核化建设。     

反恐时期美伊（朗）关系恶化的根源分析

自911事件后,美伊关系不断日趋恶化。美伊历史旧恨、美国对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和伊朗核问题正是困扰反恐时期美伊关系恶化的根源性因素。由于美国不能超越美伊关系的瓶颈,美伊始终没有建立起改善两国关系的对话协商机制,两国关系也呈恶性循环发展,从而给美国反恐战略和伊拉克重建及中东和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

近年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关于"话语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透过两个时期的文献研究(2004-2005年的话语权初始期与2007-2008年的话语权兴盛期)可以归纳出四种由于中国自身需求所产生的话语权认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主独立、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国家形象。四种认知反映了中国自身对于其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国际社会、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的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相对而言,西方世界也有相对应的四种中国认识论途径: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社会建构论、软实力主张,四者建构出一种西方了解世界他者的"客观"认识论途径。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思维,除了反映出文化与历史经验的歧异之外,更多表现于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崛起的知识论途径差异,而这种差异限制了不同行为者在外交实践上的不同思考方向、决策途径,而容易导致擦枪走火之冲突。中国要克服因此差异而可能引起的冲突或伤害,不是选择完全的内化"拿来主义"来缩短差距,或是一味地利用所谓的"软实力"来试图改变他者的误解,而是应该进行话语联盟与理论重构,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普世主义"观点承认相对的绝对性与历史文化的差异性。     

浅析佛教与基督教的家庭伦理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佛教、基督教的孝道观念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对比分析,讨论两教在家庭伦理问题上面对的矛盾,及这种矛盾所反映的本质问题.佛教与基督教的家庭伦理观的差异根源于两教不同的基本原理,而这种宗教理念与世俗生活秩序的冲突,则是造成上述矛盾的主因.     

反思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从中东现实问题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正成为美国等大国控制中东甚至是全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明冲突下面掩盖不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本质冲突;在当今,全球化也越来越强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因此,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跳出文明必定冲突的思维,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积极的融合。     

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文化与伊朗核危机

大屠杀记忆是当代犹太民族集体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以色列理解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棱镜”.它塑造了以色列战略文化中的关键特征:恐惧与攻击共存,倾向于从最坏处着想,注重和依赖军事权力,倾向于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来应对生存性威胁等.它使以色列将伊朗核项目解读成对以色列生存构成“大屠杀式”威胁的因素.而伊朗政府不明智的否定纳粹大屠杀的激进言论,正好激发了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焦虑和威胁认知,从而加剧了伊朗核问题的危险性.以色列在这一问题上从最坏处着想的倾向,使得现实主义的核威慑理论变得不太现实.由于大屠杀记忆带来的愧疚和补偿心理,西方国家将严重关切伊朗核项目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并对包括先发制人打击在内的以色列强硬政策持更加同情的态度.     

对环境与贸易国际法律问题的初步研究 ——兼论中国加入WTO面临的相关问题与对策

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环境保护要求对贸易自由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贸易自由则力求减少对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因此,在有关这两方面的国际法律规定上,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作为同一法律体系的不同的两个分支,国际环境法与国际贸易法的协调,统一和发展是相当必要的.无疑,对于即将加人WTO的中国来说,研究它们之间的问题,探讨相应的对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法文化"二元冲突"的传统法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存在"二元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法文化观念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排拒.主要表现为"礼治"等级特殊性原则与法律普遍平等性原则的冲突;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的冲突;程序正义观念与程序虚无观念的冲突;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与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的冲突.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