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第五共和国而不背离——法国宪法修改的内在一致与前景展望

2008年7月21日通过的宪法性法律标志着一次法国宪法改革的实现.这次改革在没有改变制度本质的情况下,大规模地修订了宪法的众多条款:考虑到总统在制度中优先地位的同时限定了他的权力;重新平衡了各机构间的关系从而使之有利于议会;考量了司法机构今后所具有的地位.这次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改变将影响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规范的起草.而且,无论是在基本权利的内容还是在民主的运行方面,这次改革也谨慎地为宪法加入了新的关注点.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演进的方式,但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而宪法修改则是对宪法文本的改变或补充,它多多少少改变了其方向——不是整个宪法的方向,而是宪法中的某些条文的方向。考察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应该修改、必须修改、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但也有些条文是可以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而不必启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改变的。     

我国六十年宪法修改的反思与前瞻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新中国宪法的历程是一部立宪和修宪的历史。我们在修改宪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修宪历程,并着重剖析历次修宪的意义与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我国宪法修改的经验和局限性,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修宪程序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的建议。     

论我国宪法的修改

宪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二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的目的是实现民主和法治,其本质在于保障人权。我国宪法的修改应当反映宪法的本质要求,删除那些不属于宪法内容的东西。     

宪法修改略论

宪法修改是国家回应社会情势变迁需要,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冲突而由有权机关或其他特定主体依据特定程序对宪法加以变更的活动,是宪法稳定性的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也是协调、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冲突的一种基本形式和手段。修宪权是制宪权在法律上的延伸,具有国家职权的意义;修宪权界限的存在,避免了修宪权的运用走向任意化与工具化,保证了宪法的权威与稳定。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进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次修宪使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宪法修改若干问题思考

分析宪法修改的概念,认为宪法修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宪法修改即有形修改,广义的宪法修改则包括有形修改和无形修改,而无形修改又被称为宪法变迁;剖析观念性修宪和制度性修宪这对概念,分析我国采取政策性修宪总体模式下,修宪的内容包括观念性修宪和制度性修宪;宪法修改的理由以及宪法修改的完善。     

论最新宪法修改——兼论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最新宪法修改的背景,表现为"动因"和"前奏"两个方面.最新宪法修改共14处.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表现为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治国有赖于宪法的充分实施;依法治国需要更进一步地完善宪法.从而我们能正确地认清宪法修改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关于宪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

一、我国为什么要对宪法进行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宪法不稳定,不仅会破坏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是说宪法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宪法本身也需要向前发展,必要时也要对其进行修改。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需要按照特别的程序来进行,比修改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更加慎重。中国宪法是1954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全面的修改,在1979年和1980年还分别对…     

论宪法修改与侦查程序人权保障立法的完善

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其他法律的变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决定了侦查权力的行使应当以此为原则.然而,我国侦查程序的立法内容和实际实施还存在与此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必须依据宪法规定的规则,对我国侦查程序在人权保障方面加以完善.     

中韩两国农村失地农民政策比较分析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程中,面临了不少问题。其中失地农民的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不仅是国家的主要建设者,而且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政策是此次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对中韩两国失地农民政策的比较,探索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土地补偿制度。     

中日行政调查中强制权运用之比较研究

行政调查中最突出的一对矛盾就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的权力与公民自由权、隐私权、财产权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所以行政调查中强制力之运用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日本的行政强制体系中,因为缺少类似于中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概念来概括在行政实体决定作出之前、以程序性义务为前提而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故而有必要将行政调查的概念独立出来,而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经过理论上的厘清改造,完全可以容纳行政调查中强制权的运用。日本行政调查中的强制权运用无论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有着更加明确完善的程序保障,这些是值得我国去学习和借鉴的。     

中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比较研究

青少年身心健康,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与日本青少年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在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项目设置以及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方面还有着一定的差距.这启示我们,学生的体育活动要法制化,学校的体育教育要与健康教育相结合,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建立完善的测试制度和管理体系,学生的膳食营养也要制度化.     

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探析

公共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愈来愈密切地与政策执行相关。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一项政策出台后,只有通过正确的执行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能否正确执行并规避偏差,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存在价值和价值的实现。     

政策科学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政策之完善

我国少年司法政策之完善应遵循独立化的发展路径,并运用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独立化路径是展开政策科学方法的基本前提,而政策科学的科学化方法则是对少年司法政策独立发展的回应。少年司法政策的完善应是以少年司法独立化定位为基础,并围绕着少年司法政策的制定、执行及评估等过程的科学化来展开。     

中日死刑比较研究概说

中国与日本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就基本的死刑政策来说,也有相同的一面,即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两国不同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现实,又在死刑的立法内容、适用状况、死刑的评价等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区别。对比邻的国家之死刑状况的考察,对于我国具有参考意义。     

中日贿赂犯罪“贿赂”内容比较研究

日本刑法条文未对"贿赂"的内容作出特别规定,而是由法院在相关判例中予以明确规定。根据现有判例,能够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属于日本刑法中"贿赂"的内容。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中"贿赂"的内容仅限于"财物",不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应然角度看,应将我国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扩大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除性贿赂以外的非财产性利益在内。为此,应将我国刑法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列的标准。     

日本女性孕哺期国家特殊政策的分析

孕哺期是女性一生中经历的一段特殊时期,各国政府都依本国国情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孕哺期政策。利用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官方资料,对日本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分析,并对监管法规政策落实的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孕哺期国家政策法规在内容、执行和监管途径以及性别平等意识的推动方面具有独特之处,可供我们学习与参考。     

中日大国战略的定位及其相关要素的比较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相继提出了各自的大国战略,并且都为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中国和日本在大国战略的内容、价值选择、实施途径和基本原则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强调本国的富强、民主、现代、开放、文明和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日本则强调参与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及军事事务.     

中国与日本“中途之家”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制度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势。作为社区矫正的基本模式之一的中途之家,在社区矫正机制建立与完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途之家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日本,这类机构被统称为社区更生保护设施,已有120年的历史。比较两国中途之家的历史沿革、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及运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对借鉴他国经验,吸取他国教训,完善年轻的中国社区矫正和中途之家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