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从属于刑法规范的属性决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没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其所谓的时间效力全面从属于刑法的时间效力;刑法司法解释也没有独立的生效和失效时间,二者皆依附于刑法条文的生效于失效时间而定;对刑法司法解释不存在谈论溯及力之有无的问题,根据"两高"《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不能得出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的结论。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再思考

刑事司法解释应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刑事司法解释的生效时间不应与刑法同步;刑事司法解释也有溯及力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完全依据刑法确立的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考虑刑事司法解释能否溯及既往的效力。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朱某等非法买卖枪支案为视角

针对涉及非法买卖枪支的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两部司法解释。两部司法解释的不同规定,引发了实践中适用的争议。刑法司法解释依附于刑法立法规范存在的基本属性,并不排斥刑法司法解释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特征。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实际地参与犯罪圈划定,有细化犯罪构成标准和统一司法判断尺度的功能。在刑法规定发生新旧更替、并且相关司法解释也相应发生新旧更替的情形之下,司法解释与刑法规定之间的从属关系,就显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     

浅析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普遍性

2001年最高检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做出了规定,明确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在刑法生效期内对任何尚未审结的案件应当具有溯及力,主要理由包括：司法解释是通过细化定罪量刑方法来衡量法益侵害的程度;对象上的不同导致不应当使得规制国家机关的规定强加到普通公民身上;不能因为存在立法漏洞就寻求用司法途径去解决;形式上对溯及力的规定要更好地服从于正确合理保护法益这个根本目的。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论刑法解释与解释文本的同步效力——兼论刑法适用的逻辑路径

我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依照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能够直接推论出,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也必须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否则便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解决此问题应当遵循逻辑原则。刑法原则、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应扩张至其逻辑倾向衰竭的场合,在其逻辑倾向强烈且没有衰弱的时候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宜被强行扭曲。在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判例均不属于刑法的渊源,不受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相反,刑法解释具有与解释文本即刑法同步的时间效力。     

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理论及实践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是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从法律规定、法理依据和司法解释本身性质分析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并对司法解释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实践中如何适用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和研究。     

要“一刀切”的司法解释还是要类型化的判例制度——对《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的批评

与之前的规则相比,《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改变了离婚诉讼中出资方父母无言时默认产权的配置方式,是一条看似仅涉及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产权界定但实则涉及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并进而影响到审判公平能否实现的"新法"。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离婚诉讼千差万别,该条具备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又具有溯及既往的司法效力,因此,与类型化的判例制度相比,当前这种"一刀切"的司法解释很可能既不公平,又很难实现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目标。     

“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的司法解释在与《刑法》第65条累犯的规定同时适用时,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从长远来看,要摈弃或改进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的司法解释,确保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刑法解释的刑事政策化需要辅以外部监督制约制度,立法机关应对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究竟是否符合立法的目的、原意、原则,是否是对法律具体应用的解释进行必要的审核确认,以确保司法功利主义的冲动被限制在罪刑法定主义的笼子里。在刑法的立场选择方面,应坚持行为刑法,坚守刑法的安定性与人权保障机能,适当吸收行为人刑法与人格刑法的因素,以实现刑法效能的最大化。     

论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以晚近司法解释为中心

1 997年 1 0月 1日之后仍存在适用类推定罪量刑的情形 ;从轻不是指每一具体法条的两两比较 ,而是在两部法律之间寻找一个整体上处刑较轻的法律 ;适用假释、减刑等的前提条件从旧并不符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在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中 ,应当考虑到从旧兼从轻原则 ,以决定处刑较轻或不认为是犯罪的问题     

自贸区内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行为的定罪与量刑——以最新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实施,都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和量刑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于2014年9月10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①突破性的将自然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入罪标准由偷逃应缴税款五万元改为十万元,以调节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与自然人走私行为定罪上的不平衡,本文主要就以司法解释出现的背景为蓝本研究该条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并对相应量刑上的修整予以补充.     

撤销许可的法律性质及效力研究——以撤销司法鉴定许可为例

基于撤销的理由、目的和法律效果,撤销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生效但在成立时即存在瑕疵的行政许可事后被撤销;另一类是合法的行政许可因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后从事违法行为而被撤销。撤销许可很有可能构成一种行政处罚,但并非所有的撤销许可都是行政处罚。司法行政机关以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而骗取许可登记为由撤销许可,在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该撤销许可不具有溯及力,也不影响司法鉴定机构在撤销许可前出具的、被司法机关采信的司法鉴定文书的效力。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的解读与反思——以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我国颁布新刑法之后,以进取性姿态连续出台了四个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逐步加大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规制力度,统一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但这些司法解释尚存在一些不科学性、不协调性和不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的解读与反思--以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我国颁布新刑法之后,以进取性姿态连续出台了四个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逐步加大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规制力度,统一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但这些司法解释尚存在一些不科学性、不协调性和不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岂能动摇——有关“奸淫幼女犯罪”司法解释专题研讨会纪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必须坚持。我国刑法中的奸淫幼女犯罪无须确立严格责任。对幼女的确应该进行特殊保护 ,但并不是只有采取严格责任才是特殊保护。在强调刑法保护机能的同时 ,应同样关注其保障机能     

“牵线搭桥”构成共同犯罪吗？——兼议走私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与把握

在走私犯罪案件侦办实践中,主观要件的认定与把握一直是个难点,也一直困扰着缉私警察,下面结合一起具体案例谈一些体会和想法。 案情主要经过如下:1999年9月犯罪嫌疑人上海某公司经理史某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北京某外贸公司的柯某和赵某。又通过柯某与赵某的牵线搭桥,史某从一河北人王某处非法购买进口免税证明,并利用这些免税证明进口了三台挖掘机,实施了走私犯罪行为。本案告破后,对史某走私犯罪行为的定性没有     

老龄犯罪宽宥论——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立法、近代立法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法律文件都有矜恤老幼、减免其刑的相关规定。近现代国外刑事立法中,也普遍确立有老龄犯罪从宽处罚的制度。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竟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目前,我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因此,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看,无论基于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还是从解决老龄问题、实现刑罚的目的考量,都有必要增设老龄犯罪从宽处罚与不适用死刑的原则及规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禁止——以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虽采取的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立场,但和德国学说和实务见解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只有那些旨在担保所获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重要取证规定被违反时,我国相关法律才会科以明确的证据使用禁止后果。此外,我国证据使用禁止呈现立法上的积极主动、司法上的消极保守、阶段上的层层把关、论证上的简单恣意四个特点,这些特点皆与德国相关法律规定相背离,这一现象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尽管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共享职权主义传统,但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版权犯罪中“复制发行”概念的厘定与解读——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为对象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行为方式及定义的扩大解释,造成《刑法》条文之间的重合及与《著作权法》的背离,破坏了《刑法》的内外融贯性。刑法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决定对何种行为进行规制,但应尊重《著作权法》对行为定义的规定,同时避免自身条文被架空。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澄清了“复制发行”的相关争议,实现了向《著作权法》的回归。针对《刑法》因其滞后性而不能及时修正的问题,应继续沿用通过司法解释扩张相关术语的方式,但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概括性术语或兜底性条款等作为缓冲地带并严格限制对其的任意扩张。     

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犯罪案件司法实践问题研究——以上海市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办相关案件为样本

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查办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犯罪案件中,遇到了走私珍贵动物的犯罪对象认定标准不统一、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标准不尽合理、量刑不够均衡等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走私珍贵动物犯罪数量认定标准,并出台珍贵动物制品刑事案件价值认定标准,规范各类犯罪情节对量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