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管理

自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宗教事务逐步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向依法管理的转变,初步形成了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规章体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问题日趋复杂化,特别是在法律监督薄弱的农村地区,一些不法团体打着宗教的旗号,传播歪理邪说,诱骗群众加入邪教组织,以达到其敛财骗钱、危害社会的目的。鉴于此,加强对农村地区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保障合法宗教的权利之必需,更是打击不法邪教组织,保护农村信教民众权利之必需。     

试论宗教立法

宗教立法是当前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各项关于经济和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相继制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民族、宗教立法方面,于1984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宗教立法工作跟上,就能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我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团结全国数千万信教群众和广大不信教群众,为建设“四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落实了各项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和宗教工作都日趋正常,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宗教活动的特殊性和宗教工作的复杂性,一些新情况不断出现。在宗教事务工作中,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中的纠纷,宗教团体和宗教职业人员的     

试论我国的宗教立法问题

宗教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重视宗教立法研究,加强宗教立法,是我国调整宗教关系的客观需要。1982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曾指出:“为保证宗教活动进一步正常     

政法要闻

(2004.11.21-2004.12.20) 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426号令,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1日正式施行。《宗教事务条例》对保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了明确规定,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作了规范。《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仍然有效。     

依法治国视域下宗教事务管理探析

新时期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重要理念、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实践。针对当前我国宗教事务管理中出现的立法滞后、不当干预、宗教界自我管理意识水平低下及行政问责监督制度缺失等问题,应进一步予以规范与完善以引导宗教建设与依法治国战略相适应。只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才能切实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构建和谐社会关系。     

宗教事务条例

(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公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第二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     

关于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国家必须依法对其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即国家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我国有１亿多群众信仰宗教，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是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宗教事务的管理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那么，如何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仅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论中共南方局对爱国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动员广大爱国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参加抗战,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统战工作主阵地的中共南方局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调整了对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政策,进一步团结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建立了包括广大爱国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南方局为动员和推进全民族抗战的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论中共南方局对爱国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动员广大爱国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参加抗战，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统战工作主阵地的中共南方局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调整了对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政策，进一步团结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建立了包括广大爱国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南方局为动员和推进全民族抗战的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现阶段基督教发展状况浅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宗教自由政策的贯彻下,我国各种宗教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最为迅猛。本文在分析了基督教发展现状转播快速的原因之后,指出当前基督教徒与不信教群众存在的矛盾,并对解决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核心中的核心,举证责任分配实质标准应遵循的原则顺序为:实体法律(包括实体法司法解释及实体法附属法、隐形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经验法则,公平或诚实信用原则。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二者均是对可能导致适用失当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调整,不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作出的裁定转移。     

量刑方法论——从对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

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是刑事审判中重要的环节,事关对司法活动公平与正义的评价.而正确把握量刑的方法,对做到"罚当其罪"和"罪刑相适应"至关重要.从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论述量刑的理念、原则、方法和因素,并在量刑的步骤和方法上提出见解.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考察和理解

本文阐述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分析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存在形态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并概括了其一般体系和基本类型。本文的分析表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决定了法经济学现有理论的整个知识框架,并在逻辑上构成了法经济学全部历史发展的理论实质。     

证明责任法与实定法秩序的维护——合同法上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作者自己提出的证明责任法概念 ,对现行合同法领域的证明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 ,本文力从诉讼法和实体法在合同诉讼领域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文中对合同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及法律要件分类说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评析

正确把握合同所蕴含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处理错综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关键。     

论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行为类型说

为了克服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说在体系上的不足,在刑法学中出现了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类型说,该学说是日本刑法学中构成要件理论的通说观点。以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为标准,违法行为类型说又可以分为认识根据说和存在根据说。认识根据说认为构成要件与违法性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但是行为如果该当构成要件就可以推定其具有违法性;存在根据说认为构成要件本身就是类型化了的不法,是违法性的价值实体。     

“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