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缅关系:从理想回归现实

正2016年9月中旬,缅甸国务资政兼外长昂山素季访问美国,此访除了对奥巴马总统及美国各界对缅甸民主事业的长期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外,更重要的是寻求美国结束对缅甸实行了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昂山素季的"感恩之旅"送上厚礼,承诺美国不久将终止针对缅甸的国家紧急状态,撤销所有基于行政命令对缅甸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并重新给予缅甸贸易普惠制待遇。美缅关系也由此迈入新时代。     

六十年代以来的公众舆论、外交政策与美国政冶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戴维·纽瑟姆最近指出:"外交事务与外交在美国往往是具有党派色彩的国内政治问题","在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外交作为国务活动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超政治的"。纽瑟姆大使的评论就其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越政策的政治分歧、吉米·卡特由于把"人权"和"道义"主张作为他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政策而得以入主白宫,罗纳德·里根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的     

中美经济合作及其政治经济意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前,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无可比拟的,即,到那期间为止,对美国来说,首要课题是联合抗苏和维持美—日—中三角关系,而美中经济贸易问题是其较重要的问题。 冷战结束、东西方对抗消除的情况下,政治因素不再是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所占的地政学的、战略性的重要性大大减少了。加上克林顿总统是在美国国内经济最差     

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

如何发挥经济制裁的对外安全和政治作用,向来是国家对外战略思考和决策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国际政治研究成果表明,出于政治目的的对外经济制裁具有特定的内涵、模式、动机和效果。特别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对外经济制裁构成了一个介于采取军事行动和无所作为之间的替代选择。那么,这些理论性的假设能否在冷战国际关系中得以验证?为此,本文依据美国和英国的解密外交档案,以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决策的起始阶段(1949—1953)为考察对象,试图分析对外经济制裁行为的战略意义。     

新思维对德苏关系影响初探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的外交政策新思维,不仅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震动,而且也带来联邦德国同苏联关系的显著变化。曾几何时,由于西德政府不顾苏联再三反对,坚持在西德部署美国新式中程导弹,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又由于科尔总理失言,把苏联领导人某些作为同纳粹分子戈培尔相比,使苏联几乎中断了两国间全部官方交往。而自1987年以来,两国关系明显地出现拼弃前嫌、着眼未来、加强实际合作的良好发展势头,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也异常频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西德总统对莫斯科的访问和今年1月苏联外长对波恩的访问。在新近这次访问中,两国不仅一致表示要赋予两国关系以"新的质量",而且还在两国外长和负责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西德来说只同少数友好国家才有的定期政治磋商制度。两国还延长了双边经济合作协定,使其有效期延伸到21世纪。苏联外长表示,要用"新思维"对两国过去的交往作出"新的解释",西德外长也强调,     

“缓和政策”及其批判——基辛格、他的批判者以及他们对21世纪的遗产

基辛格有关缓和的概念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论设定了基调。他希望通过和苏联改善关系、促进稳定和合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基辛格从不否认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优越性,但他并不把它们当成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思想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国际力量,也激发了对美国对外政策道德性的思考。这促使里根政府更重视对美国式理想的诉求,同时并未放弃基辛格有关运用美国实力的信念。当今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更好地把"缓和"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把基辛格和里根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而这就是他们给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思维”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政治思维"以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理论界发表了大量言论和文章,对"新政治思维"作了阐述和补充,使之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新政治思维"作为苏联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已被运用于苏联的外交实践之中,并正在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1986年至今,两年多来,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全面的,现仅就其同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新政治思维"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运用试作初步分析。 1.对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频频发动和平攻势,既对抗又对话,力求改善关系苏联外交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戈尔巴乔夫强调:"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同它一起生存,同它建立关系。这是现实。尽管我们两国关系矛盾重重,但很显然,在保障和平方     

美国制造对华贸易摩擦的政治背景和我们的对策

冷战过去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却变得频繁而又激烈了。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世界带头对中国实行了贸易制裁;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美国政府以不确切情报为根据,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M—11型导弹及其技术,两次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1991年至1993年,美方又不断在劳改产品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向中国施加压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的新变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美英关系状况不断,有关美英"特殊关系"何去何从的问题,再度成为国际战略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造就美英"特殊关系"的根本条件是两国之间曾存在过"特殊"的利害关联、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英国拥有较强的实力并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有用"等。如今这些特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而美英"特殊关系"也就不能不失去其"特殊性"光环,向常态化过渡。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所受到的冲击正是美英"特殊关系"向"一般化"国家间关系过渡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有意忽视有其历史必然性,不是其个人喜好所致。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府对英政策迟早要进行必要调整。     

冷战后美国外交中的经济制裁——对海地的个案分析

一、导言 鲍德温曾说,治理国家的艺术(statecrafts)有四种: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和宣传手段。经济制裁作为实现国家外交目标的手段之一,早从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时就开始了。它“是一种有政治目的的经济行为,通过切断或限制正常存在的经济联系,提高目的国(target state)不服从(non-compliance)的代价,来促使它发生自己所期望的变化。”据有关学者统计,经济制裁很少取得预期的效果。埃利特等人对发生在1944到1990年间的115起制裁(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美国发起的)进行的分析表明,只有40起是成功的,占总数的34％。而另     

媒体

俄罗斯《专家》杂志中非关系改变地缘政治排序中国正在成为非洲国家主要的经贸伙伴,美国和欧洲将被挤出非洲。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曾成功地在同一时间将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尽管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了影响非洲近十年来一直为此而努力,但是中国却成为最后的赢家,依靠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发展贸易和投资。中非经贸发展将改变世界政治中的力量排序。中国进军非洲是无奈之     

"9·11"事件后的美加关系

美国是加拿大的近邻.两国的边界线长达6400公里.从综合国力说,相差太悬殊.加国弱小得可怜.从经济上说,在七国集团里,美是首,加是尾.相差10倍有余.两国之间的贸易占加对外贸易的80%以上.加过分依赖美,连世贸组织都对此感到担忧.据加国民意调查,有1/5的加人主张干脆并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举一动都会深深地影响加国,即所谓美国一打喷涕,加国就要感冒.平时,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加国政府考虑的重中之重."9·11"事件震憾了全世界,当然更震憾了加拿大.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基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视角的分析

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菱形博弈分析框架,美国贸易政策是总统、议会、利益集团和公众四方互动的结果。总结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理念并分析其所面临的来自公众、议会和利益集团的约束,可以发现主张保护贸易的全球化受害者们是特朗普的民意基本盘,因此特朗普政府绝不会轻易放弃重要的贸易保护主张;而共和党人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现状以及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不断壮大的趋势,决定了特朗普政府不至于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潭。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将以结果为导向,凡是能促进"公平贸易"从而改善工人就业的手段都可能被采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正在并将继续以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为名,依据国内贸易法规或者采用"议题联动"的方式,试图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具体目标。中国应在洞悉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基础上,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积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及美伊战略博弈前景

特朗普政府把全面遏制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首要目标,并对伊朗采取重启经济制裁、加大军事威慑等一系列强硬政策,以打击伊朗现政权的统治基础,以期最终达到政权更迭之目的。伊朗进行强烈反击,着力打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与大国和邻国各领域合作,并加紧寻求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多方位出手化解危局。当前,美国与伊朗战略博弈持续升级。伊朗如何实现经济突围,如何保持经济与民生稳定,是现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影响美伊战略博弈结果的重要因素,并且对遏制地区国家核军备竞赛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后中印关系中的美俄因素

中国和印度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各自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几十年来起伏跌宕。美国、苏联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印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印关系中原来的苏联因素已经消失,而俄罗斯国力衰微,对印度的影响力曾经一度急剧下降。印度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需要寻求新的战略伙伴,积极向美国靠拢。美国和俄罗斯在加强与印度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中国。中印美俄试图建立平稳互动的正常关系。     

试论冷战后美国的干涉主义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凭借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广泛实行干涉主义。美国通过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各种途径,力图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以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克林顿称,为了建立一个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的新时代”,“美国必须抵制极端民族主义有害的诱惑”。     

苏联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维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给苏联的内外政策带来了一股新风。在对内问题上,他提出了改革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纲领;在对外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政治思维。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世界上的新问题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核时代要求克服对现实世界理解的陈旧模式,制定适合于时代的崭新的政治思维,用新的态度和新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如果说改革是苏联经济生活的革命的话,那末,新的政治思维是苏联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和国际问题上同以往形成的观念的决裂,也是在观念上的革命。新思维固然是苏联国内经济改革推动的结果,是为国内的进步发展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新思维也是"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这种经过痛苦思考产生的新思维同以往苏联的理论概念有着本质差别。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上)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