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

党的十七大关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构想,为我们下阶段的对台工作提供了明确而系统的指引。毫无疑问,法律机制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同时,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在性质、目的、功能、内容和体系上具有鲜明的特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运用宪法思维处理台湾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反对和遏制"台湾法理独立"等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包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宪法机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部门法机制,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障碍的解决机制等。     

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

平衡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所采用的一种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平衡的司法实践;20世纪初平衡理论的形成;1937年后平衡解释模式的勃兴。平衡解释已经大量运用于宪法商业条款、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和隐私权等相关宪法诉讼中,成为法律实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是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08年的"赫勒案"的异议中,大法官布雷耶再次使用了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将其进一步扩大到宪法第二修正案领域。     

法律视角下的"台独"荒谬性

"台独"发端于20世纪4JD年代中后期,之后"台独"分子于不同时期制造了种种"台独"怪论,并竭力寻求实现"台独"图谋的法理依据。但是,无论从历史,法律,还是现实角度,这些"台独"论调都是极其荒谬的、站不住脚的。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审视"台独"的荒谬性,从而有理有据地坚决打击和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

碍于宪法的基本架构,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绝无可能。但法官作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权力主体,基于其宪法义务,有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必要。合宪性解释并非宪法解释,而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而且,合宪性解释已经从最初的法律解释方法转化成了法官的宪法义务。在部门法的研究中已经有在司法中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主张与尝试。合宪性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的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外续造中应用。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法理依据

长期以来．为了发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诚意，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加紧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声称要在‘2006年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图谋通过所谓‘宪政改造’搞‘法理台独’，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活动。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成为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依宪治国及宪法文化与信仰

美国最高法院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曾在判词内写道:"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美国宪法".[1]斯卡利亚此处的修辞源自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手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中,马歇尔告诉他的法官同事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言下之意: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因此解释宪法应不同于普通法律的解释.     

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然而,"宪法诉讼法草案"存在修法内容混乱和修法方法杂乱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实现所谓"台湾法理独立"。     

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以"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为例

文本主义是美国宪法学界重要的宪法解释理论,其核心是在解释宪法时追求宪法文本的客观意义。斯卡利亚是文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中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进行了文本主义的解释。     

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以美国宪法解释为例

从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看,在众多宪法解释方法中,原旨主义与"活的宪法"与其说是法条解释的方法和技术,毋宁说代表了如何理解"忠于宪法"抑或切入宪法的不同进路。宪法文本解释径路和解释方法的"诸神之争",本质上是对宪法文本的话语权归属之争。通过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讨论,可藉以"发现"宪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原本可能有的"的原旨与含义。在此过程中,宪法文本解释活动将立法机制、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统摄在以宪法文本为形式的共同基础上,以形成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美国宪政史上的“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1787年的《美国宪法》确定了美国法制的框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但法制的完善及其实践(法治)却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在极大程度是得益于美国建国初期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及其法院的司法实践。在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这一著名案例中，马歇尔法院的判决提出了解释宪法的“默许权力”理论，确立联邦至上的宪法原则，从而对美国宪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valuating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in Taiwan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four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in Taiwan: (1) a mediation system; (2)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conditional suspended sentence; (3) a youth justice system; and (4) the Taiwan Restorative Justice Initiative. In this paper, models proposed in Marshall (Restorative justice: An overview. London: Home Office, 1999) and Braithwait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2:563–577, 2002b) are used as criteria to evaluate the four programs. Based on governmental documents, official statistics, and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whose needs and power is focused and what types of value are highlighted in those four program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urrent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in Taiwan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offenders than on other parties such as victims and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maximizing and emergent standards that Braithwaite identifies are implemented more in Taiwan’s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than constraining standard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s in Taiwan need to be more concerned with victims’ needs and interests, and to strengthen constraining typ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values.     

英国宪政的精髓:议会主权与司法独立相结合的宪政体制

英国作为创建近代宪政制度的开路先锋,既没有成熟的宪政模式可资借鉴,也缺乏系统的宪政理论以供指导。然而,英国宪政却在实践中运行顺畅、效果良好,并在总体上表现出平稳性与实用性的特征。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议会主权与司法独立相结合的宪政体制。前者关乎国家的内政、外交及其国家治理,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配置制约王权;后者关乎社会秩序与正义,通过特殊的"技艺理性",以看似顽固不变的改良方式维持着对于任何专断权力的制约。     

由承托双方的正义到公共的正义——由船舶适航性的演进看海商法的发展趋势

船舶适航性问题由来已久,其历史实质也代表着整个海商法的发展史,回顾船舶适航性的古老历史与新近发展进程,船舶适航性演进的内在路径是由追求承托双方之间的正义逐渐延伸到更广泛的公共正义,而这一规律同样也是海商法的发展方向。     

“一国两制”新进程与构建中国法区警务合作新机制

近来，“九二共识”在台海两岸再度形成，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历史演进现了重大突破，迈向了新的进程。台海两岸四方应抓住机遇，积极探讨构建我国法区警务合作警新机制。作为广义的警务合作机制，它包涵新的理念、概念、机构和制度等内容。这一新机制要与“一国两制”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相协应；要符合两岸四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需要；在两岸四地要具有高度的认同性。     

公正司法中的刑法解释理念

公正司法要求树立正确的刑法解释理念。正确地解释刑法,应当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兼顾罪刑均衡原则,采取以主观解释论为主,客观解释论为辅的立场。解释刑法一方面要求解释过程符合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应重视解释结论的妥当性。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累犯加重犯"之研究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累犯加重处罚原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立法权,应该取消;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立法化有我国宪法的依据;通过对法定刑的限度以及数额犯的反思,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累犯加重处罚原则。     

台湾地区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之关系

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的关系在台湾地区一直充满争议,这种争议源于制度保障说和授权说之间的冲突,前者将自治权视为宪法上的分权而不从属于法律,后者则要求严格适用法律保留,要解决冲突不能仅仅以制度保障说来代替授权说,还需要控制法律对大学事务的规范密度。台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推动大陆大学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也互为表里,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心理学基础和规范有效性基础,并蕴藏着有效控制犯罪以达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终法治效果。如果想确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则必须致力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包括刑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刑法司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先后构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基础,从而确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实现。刑法司法公信力以价值衡量为进,以法治底线为退。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