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责任和使用人责任

法人责任是法人对其机关的职务活动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其性质是自己责任 ;使用人责任则是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致第三人损害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的民事责任 ,属替代责任 ,被使用人的范围包括与法人、其他组织及公民存在使用关系的劳动者。民法典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第 5 2条、第 5 3条和民法典草案第 62条的规定由于立法思法不正确、存在缺陷和空白。     

审前羁押理由的欧洲标准与借鉴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实践中的多个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第3款的剥夺人身自由理由不断进行解释和发展,逐步确立了立法上的法定性、例外性、穷尽性标准,以及司法中的合法性、相关性、充分性标准.欧洲人权法院确定审前羁押的具体理由包括潜逃风险、妨碍诉讼风险、继续犯罪风险与维护公共秩序需要,其具体内涵与判断标准随着判例法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与欧洲标准相比,中国审前羁押理由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增强刑事拘留理由的充分性、确定性,提高逮捕理由的例外性、充分性,强化延长羁押期限理由的动态性、相关性.     

论宽严相济视野下羁押审查措施的比例原则适用

被称为"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旨在限制公权对私权的肆意行使,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三项子原则,其分别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度"以及"宽严有别、宽严适时"相契合。我国刑事未决羁押制度存在性质错位化、范围模糊化、措施常态化、期限长期化、羁押场所非中立化以及权利救济虚置化等违背比例原则的问题。新刑诉法第93条增设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之理性实施,须在遵循比例原则下,从转变诉讼理念、细化立法内容、健全配套制度以及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形式的自治逻辑与规范重构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的具体形式往往关乎合作社资本形成的财产范围以及合作社运营的财产质量。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3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第2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形式的规定,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要表现形式,存在忽视合作社对资本形式的独特需求、与合作社契约自治理念相抵牾的不足。为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质量,应消解成员出资形式规定中的强制性要素,使成员出资形式回归合作社自治范畴。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成员出资形式的禁止性规定及明确非货币出资由合作社自行评估价格。与此同时,为保护合作社债权人利益,应建立合作社资本形式结构以及货币出资最低比例的公示制度,并且设置合作社成员补充清偿责任机制。     

非征收拆迁补偿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裁判及反思

因征收拆迁实施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启动条件的苛刻性,我国房屋拆迁逐渐形成了协议拆迁与征收拆迁并存的二元路径。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宜认定为行政协议。对协议拆迁过程中签订的"非征补协议"的司法审查,不应以违反征收程序而一概认定为违法,应坚持行政协议的双阶审查标准,对"非征补协议"的合法性及合约性进行全面审查。     

审计机关分析性复核准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审计人员运用分析性复核行为,保证审计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第二条本准则所称分析性复核,是指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指标进行研究分析,并对异常变动和异常项目予以重点关注的审计方法。第三条审计人员应当依据专业判断来确定运用分析性复核的方式、范围和程度。     

小保信箱

集体合同"标准"不明,个体合同如何参照?小保:我和几位同学被某开发公司聘用。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我们发现,该公司的集体劳动合同有些重要条款并不明确。例如,关于工薪报酬,并没有具体的月薪数额,只是笼统规定"工资按公司盈利状况确定"。《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分别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为中心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严重污染环境"代替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结果性要件,由此导致了污染环境罪规制范围"口袋化"、解释标准"抽象化"以及犯罪边界"模糊化"等司法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定位不清与功能缺位。虽然生态法益论和人类法益论均尝试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提供解释方案,力图勾勒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但是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此相比,主张对生态法益和人类法益实行双重保护的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论,既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又与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相一致,还与污染环境罪的前置条件相协调,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说。未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应当摆脱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旧思维的影响,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重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合理划定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厘清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犯罪的刑法边界。     

准家庭暴力的主体——对《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诠释与认定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是《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准家庭暴力的主体。基于对该概念的法解释学分析,家庭成员是以婚姻或血缘为联结纽带,并具有法定权利义务的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则是不具有家庭成员关系,但共同居住于同一处所并形成情感、经济等方面紧密结合的人。认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应遵循实质相似性标准,即与相应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的内容上实质相似,但对该标准的把握不宜过于严苛,可适当低于对家庭成员的要求;对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可免于适用该标准。《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的适用情况表明:应在法律中明确家庭成员的具体范围,并将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展至未共同生活的前配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第一条为了确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包括:     

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竞业限制条款的立法完善

为保护企业的竞争利益和商业秘密,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成为企业广泛采取的手段之一。然而,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限制条款还存在诸多不足。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界定应当明确;"商业秘密"的适用范围应当适度;地域范围应有具体的执行标准;竞业限制的期限应区别对待;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和违约金应合理确定。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司法厅关于确定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意见的通知

豫政办〔2007〕104号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省司法厅《关于确定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关于确定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以下简称《条例》),促进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经济困难人员的合法权益,现就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提出如下意见:一、法律援助范围根据《条例》第十条的规定,除按照《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对公民提供法律…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有关问题的思考

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有关行政诉讼的问题,阐述了"政府信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论述了如何理解、把握、运用、认定和处理有关对行政机关答复信息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涉及国家秘密的标准及司法审查方法、"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规定,关于"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和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但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被申请的行政机关不正确及时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一些具体问题。     

WTO规则对我国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要求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这种行为可称为行政终裁行为。根据此规定,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后,该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为终局性决定,行政相对人必须遵从,不得再提起行政诉讼。承认行政终裁行为是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它排除了司法权对行政终裁行为的审查与监督,但与WTO所要求的司法最终理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如何解决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成为中国入世后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司法最终理念是WTO规则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其内容散见于WTO的各项法律文本中。如《海关估价协议》第11条前两项规定：“各成员在确定海关估价方面的立法,应规定进口商或其他交纳关税的人有权起诉,而不受处罚。”“不受处罚的最初起诉可以是向海关系统内的某一部门或某一独立的机构提起的,但各成员的立法应规定可向司法部门起诉而不受处罚的权利。”TRIPS第32条规     

提纲挈领指引“重大”作为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提纲挈领性的指引,为这项权利的有效行使,注入了新能量、新活力。不确定的界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依法有效行权,必然要先界定"重大事项"的内涵。然而,审视其当前状态,宪法及相关法律对其有阐述,但喻其"粗枝大叶"不为过。如,宪法中的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九条和一百零四条都有规定,     

数据分类分级制度的定位与定则——以《数据安全法》为中心的展开

数据分类分级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是数据要素公平有序、安全有效流通的重要保障。我国《数据安全法》第21条规定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尚存在法律定位模糊与实施规则不清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数据安全法》第21条虽然建立了数据分级制度,但是目前仅为原则性规定,尚未构建数据分类的具体规则和操作标准。由于存在数据分类分级制定主体授权宽泛的现实问题,致使在实践中依托《数据安全法》第二章数据安全与发展的相关规范来支撑和实现数据保护与流动间动态平衡目标的可操作性不强。鉴于此,建议依据数据所具有的可共享性、复用性、多归属性、高度动态性以及使用加权属性等特征,统筹数据的发展和安全,运用场景化、动态化的方法,做好数据的分类分级及其制度实施。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以负面清单制度的施行,探索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与交易活动的实施,搭建起数据分类与分级的贯通机制,推进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建设及发展。     

可参与代表联合提名但实际中鲜见

主席团成员依法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人选，但实际中鲜见。首先，主席团成员作为人大代表的一分子，其权利义务与其他代表是相同的。代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代表的权利，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代表可“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第十一条规定“代表……，并有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员的人选提出意见。”     

相对合理主义：对检察院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思考

检察院享有提出量刑建议权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共生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规定。然而为更好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①所规定的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被限缩成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201条②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确定刑量刑建议,此种立法表达范式一定程度上造成检察院行使"求刑权"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冲突。本文通过对试点法院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采用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视角审视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制度,即从法理基础、法律规范基础和司法改革实践需要层面对检察院进行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正当性进行确认的前提下,应然探讨确定刑量刑建议成就的主体参与、制度配套和效力保障条件,并对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可能产生的"疑罪从轻重新抬头""司法裁判提前形成""法庭审理变成法庭说服"制度异化进行检讨,以希望实现制度实施的不断优化。     

《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以故意与过失的区分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确立了我国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其机能在于使法律灵活适用于个案,体现相当的能动性。但该条款没有对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也没有区分故意与过失。基于故意与过失不同的构成及法效果,主观故意能够弥补权利或法益对世性的不足,从而设定对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的范围和条件。     

《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以故意与过失的区分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确立了我国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其机能在于使法律灵活适用于个案,体现相当的能动性。但该条款没有对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也没有区分故意与过失。基于故意与过失不同的构成及法效果,主观故意能够弥补权利或法益对世性的不足,从而设定对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的范围和条件。